师有道，最尊严

      天天伏案的书桌被磨得没了棱角，常用的地方已经凹进去了至少一公分；藤椅坐出了个大洞，补上再接着用了多年不换；衣服破了，补上大补丁；又破了，再补上。他的逻辑很简单：反正是在书斋，反正是守着两尺书桌，那么穷讲究做什么？这也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的大学教授。

    除了满桌满架的书籍资料，他的财富更多是在肚子里：是他提出南水北调湖北应得到生态补偿，是他第一个研究汉商文化，是他力主麻城龟峰山应利用杜鹃资源发展旅游经济……1964年，他27岁，数九寒冬，他穿着一双胶鞋在神农架林区呆了整整三个半月，最终使400万亩神农架林区逃过了毁林种粮的命运，保住了湖北的“绿肺”。1979年，他刚过40岁，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右腿。拖着半截木头假肢，他不仅再次站上了三尺讲台，还继续活跃在野外考察的一线。

    他不苟言笑，不幽默，不风趣，一身病痛，甚至没有风度翩翩。学生的论文，他常常打回去，一遍又一遍。但学生们都爱他。在他走后，这些遍布各地已经身居要职的学生们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回武汉，只为了最后送他一程，最后见他一面。他们都已经说不出老师曾经说过哪一句话、做过哪一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自己。也许是桂子山上那艰难摇着轮椅的佝偻背影？也许是狭小书房里背靠书桌的微微笑脸？也许是论文本上那一丝不苟密密麻麻的小楷批注？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他就是刘盛佳，湖北团风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他一生坎坷，平和少言，从没担任过任何一官半职。但他无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用一生在诠释，什么叫师道尊严。

    严师与慈父

    从教50年，刘盛佳主讲了20多门课，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俄罗斯女学生卡嘉曾在他指导下完成《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研究》论文，因此获得1997年俄罗斯总统奖。1996年暑假，邓宏兵和其他同学一起，在刘盛佳的带领下做《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上中下游比较研究》的课题。

    武汉的盛夏酷热难当。他们在没有空调的研究生楼里挥汗如雨，穿梭在堆满资料的房间，分析、研究了整整一个暑假。刘老师有时会顶着大太阳来跟他们一起讨论。交上去的初稿被刘老师全部推翻，要求重写。“第一遍手稿写了大概十万字，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都是在文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邓宏兵想不通。但他很快明白了老师的苦心。写第二稿时，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之前思考过的所有问题。原本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逐渐迎刃而解。邓宏兵这才记起老师的话，“写文章不要急着发表。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和不足。”改过第三稿后，这个研究课题终于发表，并获得湖北省人文科学成果二等奖。有一次，刘盛佳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研究。大多数学生都按时做完了，只有一个学生没完成。刘盛佳什么也没说，也没让他继续做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完成了学生的那部分研究。那个学生羞愧不已，私下里说，宁可被刘老师打一顿骂一顿。从此，再也没有学生拖延过作业。

    刘盛佳是学院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的家既是学生们的课堂，也是他们的“食堂”。刘盛佳常常上完课后留学生吃饭。妻子陈代娣后来直接把学生们带进菜场，让他们自己选喜欢吃的菜，她来付钱。学生们帮忙洗菜、做饭，然后跟老师、师母围坐在一起吃饭。1995年考上硕士的邓宏兵就常到老师家“蹭饭”。“每次我们还在按门铃的时候，老师就从书房里出来接我们。”邓宏兵回忆，装着木制假肢的刘盛佳站在书房门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进门的一幕，就像电影画面一样，挥之不去。师母则为他们准备一大桌子菜。1997年硕士毕业、现在武汉市社科院工作的冯占军曾和哥哥冯占春一起，师从刘盛佳，“冬天天冷，还在老师家洗澡呢。”1997年考上刘盛佳的研究生时，冯占春已经30多岁，工作了十多年。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冯占春把妻女接到武汉。一家人自己开伙后，他去老师家吃饭的时间少了。
每次冯占春来家里，刘盛佳都会跟他小酌一杯，边喝酒边聊天。冯占春胃不好，晚上喜欢吃稀饭。刘盛佳和妻子因此专门给他“开小灶”，“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送刘老师下课回家的时候正好是吃饭时间，师母就用一个搪瓷大碗，专门给我装上刚熬的八宝粥，让我带回家跟女儿一起吃。”

    每一个学生取得成绩，刘盛佳都比自己的成果发表还高兴。几个同学中，冯占春最先当上博导，也最早拿到国家级课题。2007年教师节，冯占春回学校看望老师，“刘老师谈起我，那神情和语气，就跟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取得了好成绩一样。”“没有刘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听说恩师去世的噩耗，冯占春和冯占军兄弟两人第一时间赶来，失声痛哭。黄征宇是深圳市国土规划处处长。得知恩师去世后，他立刻推掉手头所有事情，连夜乘飞机回汉。他在10月7日凌晨2点30分到达武汉，只为准时参加恩师的葬礼。

    没拍成的金婚纪念照

    今年7月22日是刘盛佳和妻子陈代娣50年金婚纪念日。“叫上孩子们，出去吃顿饭，再拍个照纪念一下吧。”刘盛佳主动跟老伴提议。大半辈子都在操劳家务的陈代娣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过日子节省惯了，她说算了吧。如今，想起那天老刘这句话，陈代娣心中就痛：“就这么走了，50年零75天啊。”那是她跟他在一起的沧桑岁月。

    陈代娣比刘盛佳大两岁，她是他舅舅家抱养的孩子，按理，刘盛佳喊她“表姐”。当年，家里人想把陈代娣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科长。陈代娣向刘盛佳诉苦，富于正义感的刘盛佳挺身“英雄救美”。老实的他实在没想出什么万全之策，遂说：“要不我们结婚吧？”

    在刘盛佳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是陈代娣用自己35块钱的工资养活了三个儿子。2001年，刘盛佳在一则自序中深情写道——“1960年我们结了婚，此后由于我的命运多舛……她可能是上天赐给我的一片光彩的云霞。这是不幸人生的最大幸运……”“文革”前后，刘盛佳的工资只有50多块。当时他的脉管炎已经很严重，50元的工资只够他自己看病吃药。“有时候他来找我报销医药费，希望能得到一点点照顾。”华师地理系老书记张昌华回忆，那是一惯倔强的刘盛佳表现出少见的“服软”的时候。一家五口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刘盛佳家的客厅里仍是老式的茶几、简陋的沙发，刘盛佳的遗照就放在一张小方桌临时搭成的灵案上。从1993年开始，陈代娣将刘盛佳每个月的工资条都贴在一个小本子上。

    2002年元月，刘盛佳被评为“省政府优秀参事”，获得省政府奖励的5000元现金。他很快就把这5000元作为奖金，发给了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系的十位研究生。他还跟夫人嘀咕：“会不会太少了？”

    整理遗物时，陈代娣从刘盛佳一件贴身衣服的拉链口袋最深处发现了200块钱。她奇怪，老伴是从来不藏私房钱的。刘盛佳把他的每一笔稿费、每一次出差补助都如实“上交”，“平时他要理发，要买报纸，都是跟我要个几块钱。”她想来想去，终于想起：3年前，2007年的重阳节，学校为刘盛佳和其他几位老人一起庆祝生日，每人发了200元的寿星红包。当时刘盛佳要把这200块钱交给她，但她没收，要他放在身上当零花钱。没想到，一直到去世，整整三年，他都没有花掉一分钱。

    陋室德馨

    刘盛佳的儿子刘承志说，父亲一辈子都是早上五点起床，退休后也没有变过。一旦开始工作，可以一整天坐在书房里，不说一句话。刘盛佳的书房有五个大书架，存书超过两万册，一根支撑他走野地、进课堂的拐杖，一把坐出大洞后老伴用塑料布缝补的旧藤椅，一张棱角被磨圆、手肘处凹陷约一厘米的黑漆书桌。

    刘盛佳订阅了30多份报纸、杂志。每天，陈代娣帮他筛选信息，做成剪报，方便他浏览。几乎每页剪报上都有刘盛佳详细的批注。这样的剪报装了整整一麻袋。大儿子刘承烈清楚地记得，父亲右手中指上有一块厚厚的老茧，“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的见证。”

    陈代娣担心，刘盛佳本来腿脚不好，老这样动辄呆坐一天，影响身体。陈代娣托人从老家带来两只母鸡，指定老伴饲养。只要发现刘盛佳工作时间过长，陈代娣就会逼他去“遛鸡”。奇怪的是，只要一看到刘盛佳，两只鸡就会围上来，甚至跳到他手臂上以示亲近，一时竟成小区奇观。当陈代娣在家中为老伴烧纸钱时，天性怕火的两只母鸡居然走到火堆前，低头观看，仿佛在为老人默哀。

    整理遗物时，陈代娣还发现刘盛佳书柜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勤恳做事，善良做人”。

    （消息来源 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