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满十八周岁以后，大学生们在法律层面上已经被纳入了成年人的范畴；然而，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只是赋予他们以成人的身份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全然褪去稚嫩，成长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大人”。不过，随着年纪渐长，大学生们社会化的程度不可避免地逐渐加深了。在此过程中，离开了父母“无死角”的荫蔽，听见自身不断增强的主体性的召唤，经受着“社会的毒打”，大学生们就这样迈过生活的酸甜苦辣，一步步走在成长为“大人”的道路上。这一路，有荆棘密布，也有鲜花锦簇，个中滋味，如人饮水。

来到成长的关口

《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句话：“这世上，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大学生的身后仿佛有着种种推力，将其推向成长的关口。在此关口，现实的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使之不得不正视困难，顽强应对。

在决心复读以前，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余飞（化名）一直带有任性的“孩子”心态。“高三那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和自己心态差，所以我几乎是以放弃的心态去准备和参加高考”。在学习压力的影响下，父母几句嘘寒问暖就能将余飞“引爆”，于是吵架成了家常便饭。那年放榜，高考失利，但也在余飞的意料之中。犹豫再三，她最终决定复读。“当时在家里备考，看着我妈为我忙前忙后，我有一种‘又耽误了我妈一年’的愧疚感”。那一刻，余飞突然意识到：前十八年里，是母亲一直在全心全意照顾自己的生活，为自己做好一切后方工作，而自己却一直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并且，自己一个人的停滞，却让整个家庭付出了等待的时间代价。她开始体谅父母的艰辛，也感受到自身与家庭之间深深的联结和羁绊，告诉自己不可以再继续任性、我行我素。此后一年的备考时光里，余飞几乎不再以和父母吵架置气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在努力学习之余，也时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前年寒假前夕，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的何芸（化名）不幸“中招”生病，低烧不退、咳嗽不止。但哪怕卧病在床，她也依然坚持自己照顾自己。“换做是前几年，可能生了病就想马上给家里人打电话寻求帮助，或者赶紧回家让父母照顾自己，”何芸说，“这几年考虑得就更多了，一方面自己孤身在外求学，父母知道了也只能徒增担忧，另一方面也不想把病带到家里传染给家人。”于是，何芸在寝室留观了整整半个月，独自看病、买药，直到身体康复了才敢坐上回家的列车。

与之类似的还有文学院2023级的刘左彤。去年筹备学校运动会舞龙舞狮训练期间，她意外摔了一跤，造成尾椎骨软组织挫伤。在受伤急性期，刘左彤连最基本的起床和翻身动作都难以完成，走路速度稍快，痛感就会阵阵袭来。然而，不愿意麻烦室友的她，最终还是选择一个人去校医院排队挂号、检查，走完所有就医流程。“之前生病都是由父母带我去医院，所有的手续流程都交由他们来办，我只需要等待看病就行了。让我一个人去挂号看病，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经过这一次，她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想象中的难事。谈及此事，她的神色难掩自豪。

为减轻家庭的负担，高三毕业后，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的张珂（化名）去流水线打工。“两个月的时间，我在流水线工厂接触到许多人，接触到真实的社会，夸张一点说，成长得比高中三年都快。”她说。工厂里8年工龄的大哥给她的鼓励，她现在都还印象深刻；现实直白地铺陈在面前，也让她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内心的蜕变。挣来的工资足够缴纳大一学年的学费，她珍惜这份幸运。

家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颇为深远，个体成长之树总是深深植根于家庭的土壤，是以很多大学生的成长转变之路也往往发端于此。从家庭到社会，越长大，越发现很多事情只能自己承担的大学生们，开始学会独立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波折与不确定性，在风雨中壮筋骨、磨心智。

释放主体的活力

大学生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太阳”，困顿失意不构成他们成长的全部，内在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也在促使着大学生主动追求成长、积极努力“成人”。

与孩提时代总是被荫蔽在父母的羽翼之下、跟随父母意愿不同，成年后，被赋予了“大人”身份的大学生们，在家庭中开始作为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被“看见”。刘左彤说道：“成年后，我父母充分尊重了我的选择，比如当时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还有后来我在大学建立了一段恋爱关系，他们都不会过多干涉。”新闻传播学院2023级熊家傲也提到：“以前父母会手把手地指导我度过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但是现在他们很少干预我的事情，更希望我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决断，并尊重我的选择。”父母的“放手”与信任，让他们得以更加勇敢独立地迈出成长的步伐，也更加明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内心的选择更加坚定。

自己劳动赚钱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不只是代表着手头更宽裕，更意味着自身主体性、自由性的增强。卢宇（化名）是美术学院2021级的学生，一开始她会在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发布一些平常画的画。“时间久了，就有一些粉丝私信我，希望我能接稿。”这为卢宇打开了新思路——利用自身专业技能创造财富，在物质上“断奶”。意识到这一点，她爽快应下了接稿的“差事”。从确定约稿、预付定金，到在成图的每个环节与单主沟通细节，再到最终确定成稿、收取尾款，卢宇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劳动价值，也收获了满满的自我认同。余飞则是在得知自己喜爱的偶像将在外地举办演唱会后，考虑到交通食宿费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便提前规划时间，通过定期进行校外兼职，挣来了看演唱会所需的全部费用。“用自己赚的钱看偶像的演唱会”，她表示特别有成就感。

“我不需要按照外界的标准去走”，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22级的程霖（化名）在摸索中不断打破“社会时钟”给自己套上的枷锁，现在的她忠于自我，生活得更自由、更放松、更坦然。法学院2022级张诗美也认为：“我会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比如我想实现某个目标，就大大方方地做我自己，不会被他人的眼光所束缚。”坚定自身信念、努力实现自我的还有张珂。“长大，就是意识到个体的命运像完形填空，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但好歹笔是握在自己手上的。”为此，当去年暑假得知“海子计划”正在召集人选时，热爱志愿服务、向往支教已久的她便积极响应号召，去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科乡支教。“带课的近一个月里，孩子们从一开始畏畏缩缩、不敢说话，到后来主动举手发言，让我很欣慰”。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作为支教志愿者的张珂见证的不仅是孩子们的蜕变，更是自己的成长，“早读的时候，看到孩子们认真诵读的脸庞，我突然就想到了一句话——‘教育在这一刻实现了闭环’。”学会担当，学会给予爱，张珂很庆幸自己的坚定，让她实现了“成长中的成长”。

带着愁与乐向前

回首已经走过的路，成长中的大学生们还是会不断思考：何谓“大人”？张诗美认为经济独立是成为“大人”的重要条件，“我现在拥有的生活，都建立在父母提供的经济基础之上。等到我能够独立地在社会上生存，不再‘啃老’，才真正算是一个‘大人’。”程霖和余飞则提到，“大人”要拥有成熟的思想，能够真正独立思考、做事和承担压力，能够独立做决定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独立”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利、相对的自由，但他们也发现束缚与责任常常与之相伴。

“大人”似乎意味着更加得当地为人处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发现小时候自己单纯不谙世事，长大后许多人情世故需要自己学会面对。刘左彤说道：“我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情绪化，很容易突然崩溃；但也不能无所顾忌地兀自发泄，因为我慢慢发现，没有人有义务做自己的‘情绪垃圾桶’，我们需要渐渐学会自己消化生活中不愉快的事。”在大众的认知里，“情绪稳定”仿佛成为了“大人”的必备品质，所以在很多时候，被赋予了“大人”身份期望的他们，只能把外放的情绪硬生生地吞回肚子里，默默忍受和排解。对于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和个中滋味，熊家傲也深有感触：“长大后当遇见不喜欢的人和事时，我们不再能够像小时候那样当面指责或者满腹牢骚，而需要学会自己去寻找心理平衡点。”同时她表示，“我们处在从‘孩子’向‘大人’转变的过渡阶段，其实很难一下子学会怎样为人处世”，就像“当方则方，当圆则圆”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真正做到很难。

“大人”也似乎意味着独当一面，在大众的认知里，“坚强”仿佛成为了“大人”的代名词。而在面对成长过程中日益沉重的责任时，许多大学生常常觉得自己不堪重负，那种“渴望承担责任”与“现实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他们陷入内耗和焦虑，却又不得不在很多时候伪装情绪，佯装坚强。正如熊家傲谈及责任时所说：“真正成为一个‘大人’，意味着不只是对自己，还有对家庭、对社会都负有责任，有时想到这些会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一方面我很渴望自己能承担起这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目前的能力显然不够，所以我又很想逃避。”对于余飞来说，临近毕业，当一切选择权都落到自己的手中，那些关乎未来规划的重大问题，给她带来了很多压力和烦恼。“是升学还是就业？”成为“大人”，意味着自己去决断，自己去背负每一个重要选择的后果，而余飞也时常怀疑自己“能否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在面对当下的许多选择或者是未知的一切时，许多大学生们仍然处于迷茫混沌的状态，甚至对未来充满担忧恐惧，因此也难免还需要父母的帮助、指引与支持。虽然离成长为真正的“大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刘左彤选择稳住心态，循序渐进，“我正在慢慢学习有自己的主见”，她说。成长的道路还有很长，一边是苦泪，一边是欢笑。无论如何，所幸许多大学生都在努力成长。

成长路上，也许大学生们正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倍感焦灼，也许正因为走向独立自主、学会担当而自豪喜悦。成长为“大人”从来不能一蹴而就，在烦恼和喜悦交织的成长路途上，大学生们终将写就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成人”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