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湖北教育出版社从华中师范大学把《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第二次校对稿取走，800万字的书稿需要两个人才能搬下楼。

为了完成大典，他和团队潜心查阅古代典籍3000多种，引用1990种，复印、摘抄书稿装了五六麻袋；

为了完成大典，从1998年到2013年，他和团队泡在工作室5400多个日子，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

为了完成大典，他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先后三次病重住院，今年3月他的右脑查出一个鸭蛋大的脑瘤，医生切除这个脑瘤整整用了13个小时。

他，就是我校77岁的文学院古代汉语教研室李思维教授，一句“我接下项目”的庄重承诺让他和他的团队坚持了15年。

800万字：从先秦到辛亥 查阅古代典籍3000种引用1990种

《中华大典》是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被称为一部可以和明朝《永乐大典》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该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并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我校承接的《训诂分典》的编撰小组聚集了我校古代汉语研究的骨干学者。除了从事古代汉语研究50年的李思维教授，还有6位学者在他的召集下加入其中：文学院佘斯大教授、陶国良教授、曹海东教授、王洪涌副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陈蔚松教授，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刘鹤云教授。另外，青年学者李晓辉、安敏等也参与其中。

“项目组中，有的人从中年做到老年，有的人是从老年做到去世，”全程参与编撰的曹海东教授笑称自己做这个项目，从中年做到了老年，而一些老教授们则是把他们毕生的所得所知都倾注在了此本大典中。

“现在已经在家中休养，走不动了，”说起现年已经84岁的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刘鹤云教授，李思维被他的精神感动。十五年前，正式加入编撰小组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仍然每天坚持来工作室，“看着他走路两条腿都是拖着走的，”李思维说。刘鹤云老先生去年已经基本完成他负责的部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想继续做，”刘鹤云教授曾向李思维表达过自己的愿望，希望陪《训诂大典》一直到它出版。但是团队考虑到刘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帮他完成最后的校样工作，让他在家中静养。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分支之一，以语义为中心，研究解释历史文献中语言问题的学科。而《训诂分典》编撰小组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翻看从春秋战国至辛亥革命的古籍，收集在训诂学的发展中，重要学者、论著的相关资料，为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作品寻找各类的评价和解释。

最繁冗复杂的就当属资料的收集。古籍浩如烟海，团队需要在众多的典籍中“泡着”，寻找最合适的内容，进而复印整合。编撰这类大典，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收录原始资料，“自己不能表明观点，”李思维介绍道。在查找资料的实践中，教授们要对材料进行辨别，某句话到底有没有价值？观点有没有重复？

接下项目之后的头两年，编撰小组成员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查找典籍资料。他们经常去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寻找需要的古籍孤本、稀见的珍本、没有被公开出版的稿本，然后复印回来。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晚明张崇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也在他们的搜罗范围之内。李思维说，“有些书只有一本，不到国家图书馆找不到”。

在我校新图书馆建成之前，古籍藏在老图书馆东馆。“一坐就是一整天，连续数月，前后查了3000多种古籍，”李思维想起当时的那段查阅古籍的日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坐在年轻学生的身边，没日没夜查找文献。

“十几年来，习惯一直看竖排繁体字，现在看到横着的汉字就不舒服，”佘斯大教授介绍，古籍都是竖排繁体，整个团队最终阅读了近3000册古籍。就这样，大家分头看书，确定大典所需的基本书目。

《中华大典》提供系统的学科史资料，其学术类书性质决定了编者需要广范围的收集古籍资料。谈起十五年前团队的目标：“竭泽而渔、不漏吞舟。”如今，《训诂分典》的编撰已进入尾声，编撰的团队的6位老师都自信表示：能保证达到了这个目标，没有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史料。“不能说所有细节都全，”佘斯大教授也说出了自己的遗憾，这些遗憾不可避免，可以留着后人去继续补充。

清代流传了290年，如今的《中华大典》是中国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大型类书，也是一项规模大、难度高的古籍整理工程。李思维说：“我们这本《训诂分典》能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促进训诂学的研究发展。”

在编纂团队看来，这本中华大典是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传统训诂学没有系统的体系，只有零散的古文献材料，”团队成员曹海东介绍，《中华大典》团队就是要按照现代人的学科视野将古文献材料分编，留给后人查阅。他说：“这个项目做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