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6月26日，周洪宇坐在开往香港的T97次火车上，思绪万千。4天之后的7月1日正是香港回归的日子。
香港中文大学本已聘周洪宇为该校教育学院首位教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从1993年他就开始频繁到香港进行学术交流——但一年的工作签证却未被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批准。
最终，周洪宇只能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做主题为“华人社会教育与国家关系变迁”的研究，时间为半年。
中文大学通过全球招聘选中周洪宇，是看中他研究陶行知及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经历和成果，而这距离他走上教育史研究才十数年——更别说他还是半路“转专业”才进入这一领域。
优秀学生的“转专业”之路
36年前，当他第一次踏上华师这片土地，周洪宇不会想到，他的人生最终会和“教育”和“陶行知”联系到一起。
那时候，77级历史系中还有两位学生与周洪宇一起被称为“77级（班上） 三杰”——马敏和朱英不出意外都在本专业读研深造，最终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如今已在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商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
而担任历史课代表的周洪宇在毕业的时候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学校教育系刚刚建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回想起来，周洪宇还将这一分配形容为“人生的挫折”。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岁月，优秀学生被留在本系工作才是正常现象。
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周洪宇变得有些消沉。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重学专业，从零开始。他说，自己对教育科学完全没有概念，如果非要扯到一点联系，那当属他曾写过一篇明史课程的论文《朱元璋教子》。
等到几年之后，周洪宇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学专业接受的训练并没有白费。
“其实也不算太晚，因为大家都是新的。”远离原专业的周洪宇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青年教师”开始跟着教育系79级本科生一起听课，从学习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开始。
这时候，一个机遇垂青了这个对人生还有些许迷茫的年轻人。刚从湖南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湖南教育出版社渴望通过一套书籍在业内打响名号。他们准备出一部《陶行知全集》。
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典范的陶行知曾经被早期共产党人批判为“改良主义”“马尔萨斯主义”者。他最后一次受到大规模批判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最后也带上陶行知，称他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者”，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5年。
尘封的陶行知研究到了周洪宇上大学时才被解禁。将近30年的研究空白让湖南教育出版社被一本陶行知纪念文集吸引。这本由华中师范大学于1981年印刷的小册子让出版社最终决定，委托华师完成陶行知全集的编纂工作。
编纂全集的工作自然交给了教科所。因为看重他的历史学背景，主编杨葆琨所长和副主编董宝良副所长让周洪宇负责起草编辑凡例，包括编辑原则、指导思想、收录范围、分卷分类、注释要求等。在参考当时仅见的唯一一种人物全集《鲁迅全集》的基础上，23岁的周洪宇从历史的角度，以陶行知思想的演进为基本脉络、以分类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方式交出了编辑凡例，并获得了认可。
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周洪宇和同事们到全国各地搜集陶行知的资料。尽管官方已为对陶行知的错误评价平反，但教育界对陶行知仍有疑虑，这种疑虑甚至来自于教育部高层：要求教育界重点研究革命老区和解放区的教育，而陶行知所在的“白区”不宜作为重点。
行政指令随时可能令出版计划泡汤，因此全集的编辑工作一直处于半秘密半地下的状态。在完工前的三个月，周洪宇和同事们甚至搬到了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工作。
1985年，6卷本近300万字的《陶行知全集》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当时的国务委员、陶行知弟子张劲夫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全集的出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丰碑”。
周洪宇说，正是参加编辑《陶行知全集》让他走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并最终走上了关注农村教育、教育公平和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就像陶行知当年做的那样。
从改变专业到改造学科
1985年，参编完《陶行知全集》的周洪宇仍旧没有放弃历史学的念想，他准备回到老路上去。他原本想跟着章开沅先生做辛亥革命史研究。只是这个时候，章先生已经停止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招博士生了。
教科所的领导看出了周洪宇的心思，对他说：你参编了《陶行知全集》，你不熟悉材料谁熟悉材料，你不做研究谁做研究？
此时的周洪宇，内心纠结。在他接受的历史学教育中，政治史、战争史和革命史才是正史，而文化史、教育史属于边缘史。面对领导“当仁不让”的劝说，回想自己多年来编纂全集的积累，周洪宇最终决定继续从事陶行知研究，跟随董宝良教授读教育史硕士。
事实上，由于编辑全集需要大量搜集资料的缘故，周洪宇1983年起就已开始在《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陶行知相关研究成果，如《陶行知生年考》、《陶行知与基督教》等。文中从原始文献提出的新观点在学界颇具颠覆性，引发了不小的争议。80年代中期开始，周洪宇已在教育史学界崭露头角。
尽管已在教育史道路上越走越远（或“离正统历史学渐行渐远”），周洪宇内心却依旧没有放弃“章门”心愿。当爱才心切的陶行知弟子、原教育部老领导、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健向章开沅先生提起，建议他招周洪宇为博士生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洪宇一夜无眠。
他怀着忐忑而矛盾的心情给章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周洪宇诉说了自己已经远离近代史和辛亥革命研究的担忧。没想到章开沅先生说：“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代表性人物，教育史本就是近代史的一部分，你到我这里可以继续做陶行知研究。”
80年代中期，中国兴起一股“文化热”，学界希望通过反思文化，来思考过去30年中国遇到的挫折。周洪宇也进入这一潮流中。他认为，文化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方式与产品，是完全中性的，并提出要创立文化学。
在理论上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同时，他没有在教育史学领域放松陶行知研究。这两个领域最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合龙——论文题目就叫《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这本书被搁置了20多年，于2010年出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三个一百”学术原创奖。
“一本放了20多年的书还能得‘学术原创奖’，说明这个领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不多。“周洪宇笑称。
周洪宇说，陶行知研究经历和历史学的系统训练让他逐渐认识到，教育史学的研究应当从传统的思想史和制度史扩展到活动史，不能只关注统治者和精英，而要把目光聚焦在普通人身上、聚焦到人们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
由此，他开始在学界倡导教育活动史研究。他认为对活动史的研究既还原了教育史的本来面目，又坚守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还顺应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之上，他重构教育史的学科结构，提出了以教育活动史为基轴、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为两翼的教育史学新体系，并据此而重新编写大学教材，在教育史学界发起了一场学科变革。
不过，这一切始终离不开陶行知的研究。他在陶行知研究中实现自己改造学科、推崇实践史学的理念。“陶行知研究是我在教育研究上的起点。“周洪宇说。他撰写出版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大传》、《陶行知画传》等专著，并撰写《陶行知年谱长编》、主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和《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丛书》（八卷本）等。
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教育活动史和陶行知研究的行列中。他也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做陶行知与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陶行知与日本教育家牧口常三郎的比较研究，甚至还做陶行知研究史的研究。
但周洪宇也清醒地看到，陶行知研究并不是全部，必须延伸到教育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也是他在后来提出教育公平论、阳光教育论，撰写《教育公平论》《全体全面全程的阳光教育》等论著，在这些年为此大声疾呼并积极开展实践探索的原因。
官员与学者的界限
就在向我们讲述自己30年学术历程的前一天凌晨2点，周洪宇还在给自己的博士生回邮件探讨学问。周洪宇说，学问是每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本。
从2001年走出桂子山到武汉市江岸区任副区长，至2012年当选为湖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种生活状态逐渐被他固定下来。
他在湖北省人大每年需要主持两部左右立法，五年就是近十部。法律文本背后是大量的调研工作。作为党派主委，民进湖北省委也有大量繁杂的工作等着他。
周洪宇已经有日子没有到他位于田家炳楼的办公室来了，电脑桌上盖着白布，而没有覆盖到的地方，落下了厚厚的灰尘。
“行政工作这么忙，还有时间做学问吗？”记者问。
周洪宇不认为只有坐在书斋中看书学习才是做学问，“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学问。”他说。
12年前，周洪宇刚到江岸区任职时分管科技和民政工作，原本以为工作将会很简单，却在一开始就被各种实际问题困扰了——复杂的现实问题对于只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他完全是陌生的。
“官员也有自己的学问。”周洪宇开始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基层调研上。在那里，他接触到教育、基层选举、拆迁等大量现实问题。
对现实的关照和理论研究的结合，最终促使他在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位上提出一系列有关教育的议案，其中包括2003年提出并最终实现的义务教育免费的议案——这正是陶行知当年的主张。
周洪宇形容自己从政和治学是相辅相成的。“不等于任何人都能如此。”他说，“如果不善于处理好关系就要相互影响。”
他说，每个人的道路都是特殊的，自己走过的这条，不提倡别人也去走。周洪宇的道路显示，即使是在2008年他当选湖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依旧有密集的学术产出，保持着每年出版一部以上专著以及经常在《教育研究》顶级刊物发表论文的频率。今年最新的一期《教育研究》又有他的新作面世，另外一篇也已被安排发表。
周洪宇自认为“资质中等”，靠的完全是刻苦、勤奋、坚持和对时间的统筹利用。他的梦想是看到华师的教育史学科进入全国三甲，他自信能够看到这一前景。
“中国的教育改革将为世界提供经验，能够同时参与学术研究和实际推动，是一件幸事。”周洪宇说。
学生的事无小事
在学生眼里，周洪宇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大家、行政管理的英才、社会活动的名家，更是教书育人的典范。
周洪宇一直强调“教育是我的根据地”、“学生的事无小事”。已培养了30多名博士、20多名硕士、2名博士后的周洪宇经常为了修改学生的论文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刚刚入选“新世纪人才计划”的申国昌教授说，“周老师指导我们撰写论文过程中，常常晚上给我们打电话到深夜。一次晚上11点开始给我打电话谈修改论文之事，一直打了2个半小时，直至凌晨1：30”。
每个博士生经常会在半夜或者凌晨接到周洪宇老师的电话或者邮件，因为他白天很少有时间回复学生的邮件，所以就在夜晚修改学生的文章。大家都被周老师的这种敬业精神所打动。
申国昌回忆，在读博士时，有一天周老师从晚上7：00钟开始给我们讲课，一口气讲到了晚上11：30，当时也是在家住汉口的学生催促之下，他才下课。之后，大家才从师母那里得知，其实他当天连晚饭都没吃，从省教育厅参加完会议就直奔华师来为学生上课。
为了指导博士生撰写论文，周洪宇每次出差都要到新华书店选购大量的书籍。回来后他看过的书将重点都作了记号后，就把这些书分别交给每位博士生参考。
“尤其是在每位博士论文完稿最后修改时，他总能提出几点画龙点睛式的高水平修改建议，如果学生能够按他的意见修改到位，这篇论文就一定会在盲评时得全优”，申国昌说，“我当年就深受其益，在论文盲评中成为全校唯一的全优论文，最后获得了省优论文，只是由于自己是副教授没有参评百优的资格”。
周洪宇经常对学生说，“为人要大气，做事应认真，处事宜中庸”、“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议政研究化，研究对策化，对策应用化”、“工作研究化，研究理论化，理论实践化”、“让历史之光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洞烛历史”。这些话已成为他的学生做人和做学问的标准。
“人生有尽头，学问无止境”。周洪宇说，教育研究者或教育学家不应只是某种技艺的工匠，而应该是有远大理想、社会责任感、深刻洞察力和强大行动力的学问家、思想家和实践家；不应该仅仅只是研究教育，还应该改革教育，推动教育发展；不仅应该是优秀的研究者，还应该是积极的建设者。
这就是一个教育研究者的使命，周洪宇和他的弟子正在成为这样的教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