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妹妹雯荣早年定居于武汉。去年，我来汉上学，正好借此机会拜访一下雯荣姨婆。老人家虽年过耄耋，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年纪大了，自然多好追忆旧事，她便对我说起了当年事。同时，她向我展示了一些图册和文字材料。结合这些材料，人事变幻、时代沧桑，她娓娓道来。正如高尔基所说：故事中既没有连篇累牍的大话，也没有惨绝人寰的暴虐，有的只是某种朴实的善良和些许愁思与忧伤。

（一）

故事开始于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始。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盘龙桥李氏一门，和其余四万万中国人一起，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

外婆的高祖父载熙公是1840年钦点翰林，其后历充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提督广西学政等职。1859年积劳成疾病故，终年49岁。载熙公有四子，长子学恂，号莲舫，曾任刑部主事、广西郁林州知州，1880年卒于官任；四子名学慎，号蓉舫，其妻叶璧华为岭南才女。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嘉应州屡遭兵灾。1865年，太平军康王汪海洋攻破嘉应州城，因李家有人在朝中为官，所以太平军便将盘龙桥李氏祖屋付之一炬。叶璧华于次年夏天回到盘龙桥，见满目荒凉，留下了七绝两首，足见其凄凉景象之一斑：

寂寞烟波绕画桥，几株风柳自萧萧。伤心一例悲王谢，莫向乌衣问六朝。

土花凝碧望凄凄，苔径无人黯夕晖。唯有青山不改态，翠鬟高拥待侬归。

此后李氏后人开始重修祖屋。但工程浩大，千金散尽，最终家道中落。

载熙公去世之后，清廷授予他三品顶戴，并为他树了一块大墓碑。据雯荣姨婆回忆，这块碑高约一米，上盘双龙，碑上用小楷刻着载熙公的官称，和李氏每代后人的排辈谱名。墓地之上还盖了一座亭。后此碑毁坏于十年动乱时期。

1901年，外婆的父亲（我的外曾外祖父）李炯南出生。1930年，炯南公加入了下南洋的大军，辗转来到泰国北部城市清迈。他先在亲戚的金银首饰店里当学徒，学习打制首饰，其后在当地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菁华相店”。1930年到1935年间，炯南公在清迈经营相店，稍有积蓄。1933年，外婆出生。她是李家长女，炯南公爱若掌上明珠，取名绿荣。就在他要购买附近的一处土地来扩大资产的时候，恰逢时局动荡，黑恶势力横行。炯南公受到当地黑帮再三威胁，扬言要取其性命。当地黑社会残忍杀害华人华侨的先例早已有之，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携带三儿一女回到家乡梅县。

回国后，炯南公在家乡梅县石牌巷的奉政梁家祠重拾生意，开设连环影相店。1939年搬迁到小巷对面的叶少兰屋中，一直经营到解放后。1951年，因政府要在石牌巷建“梅州电影院”的戏台，只好将店面搬迁到泰康路。1956年公私合营，改名为青春相店。

（二）

雯荣姨婆出生在连环影相店，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她手绘了几张连环影相店的平面图，展示了当年的一些生活细节。

连环相店一共两层，楼上和楼下均有生活区和工作区。相店大门右边是一张大柜台，柜台后面是营业间，炯南公平时在此维修相架。一楼大厅正中放着一套大理石桌凳，一扇曲折屏风隔开会客和日常用餐之所。一楼西边是漂相和洗相的暗房。“平时阿爸不允许我们去这里玩，因为这里放着漂相用的清水，这些水一定要保证清澈干净。”南边是一排房间，父母和女眷便生活于此。在图上，雯荣姨婆将每张床以及其所属标得一清二楚，甚至标注出了一些生活细节：她在“阿姆和妹妹的眠床”旁画了一个五斗柜，“柜上挂父母结婚时的条屏，上联玉楼巢飞翠，下联金殿锁鸳鸯”。

二楼的主要部分是摄影棚。炯南公多才多艺，亲手绘制了摄影中所用的全部布景。他还曾制作过一只假洋狗，用水泥、铁丝塑造而成，栩栩如生。客人照全身相时便置之脚边，能够增色不少。二楼的西南角是化妆间，李氏兄弟的卧室就在化妆间旁。当年，曾经有一位名叫曾毅夫的年轻人，和李氏兄弟同屋共住过一段日子。“这个人约30多岁，瘦瘦的，戴个眼镜。他很严肃，我怀疑我哥哥走上革命道路也和这个人有关，可能还是个地下党。他曾经指导我们的功课，要我们英译中、中译英反复地练习。那个时候我还小，我就没有做，但是我的哥哥们都做了。”

在二楼东北角，有一间小诊所，坐诊的医生名叫梁仲谋，李家表亲，一位留德医学博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为“阿守哥”。在没有病人的日子里，梁仲谋常常站在站所门口，饶有兴致地看别人照相。他曾对李家孩子说：“我的工作是看脓看血，病人都是愁眉苦脸的；你们的客人是穿着整齐，高高兴兴来照相的顾客。”解放后，梁仲谋在广州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任医师，并一度聘请了当时尚在广州的外婆为他管理账册。

“那一年我高烧不退。阿守哥刚从德国回来，穿个西装带个眼镜的。我爸就让他来帮我看病。他告诉我爸，我的病不要紧，然后从行李箱拿了一个针筒和一个玻璃的小瓶子出来。他把小瓶子掰开，一下掀开我的被子，往我的腿上一扎。对我说：‘盖上被子！赶紧睡觉！不许起来！’之后烧就退了。”

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后院，院里种了许多花草。墙根处是一丛丛牡丹、月季，在梅城那些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怒放着。院子中央是一棵芙蓉花树，枝繁叶茂，李家的儿女常常在树下跳房子，有时男生们也加入进来。两棵与房顶齐高的柏树和烧饭的灶台紧挨着篱墙。在后院的平面图上，雯荣姨婆在灶台的地方画上了一个炒菜的锅和烧水的鋍锣，并标着“煲汤用的玉扣鋍锣，煲猪肚愈好食”的一行小字。邻居阿竹庆家的木瓜树长得很好，坠满硕大木瓜的枝条伸进了后院。童年时的雯荣姨婆，常常站在自家院子里，对着肥硕的木瓜咽口水。

“有一天，我怂恿我爸去偷偷摘一个。我爸拗不过，就用两根竹子绑在一起，再在另一头绑个剪刀，偷偷伸到木瓜树上，咔嚓一声，一个大木瓜就掉下来了。我赶紧在树下面接住。那个木瓜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够我们一家子吃了。”她虽耄耋之年，却依旧清晰记得儿时品尝过的美味。

阿竹庆家与连环相店只有一墙之隔，一楼卧室的窗子正好与阿竹庆家的窗子相对。阿竹庆夫妇靠帮人碾布为生，常常干活到深夜。碾布时，阿竹庆站在元宝形的碾布石上，下放一根圆木，通过左右脚交替踩踏碾布石带动圆木滚动，从而碾压浸湿了的布。一匹布在碾过后，常常能够长出十几尺。阿竹庆就是靠这长出来的十几尺赚取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

夜深人静，碾布时有规律的声音飘到相店内。“这个声音吵得我睡不着觉，我就在那里大声吵。我妈就说：不要吵，大家都是穷苦人，要多多体谅。”

1943年夏天，梅城爆发霍乱。每当城中响起鞭炮声，便知是有人染病死了。“石牌楼对面梅风饭店有一工人，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因为天气炎热在店门口的路边睡着了。第二天便染上了霍乱菌，上吐下泻，最后脱水而亡。那个时候瘟疫很凶猛，我外公黄氏一门，一夜之间便死了六个人。

“在这环境下，父亲要求我们将一切食物洗干净，碗筷要用开水烫。为了增加营养，增强抵抗力，多吃大蒜来杀菌，并买好猪肉卤着吃。一天，挑河水给我们的张伯母买来一袋黄鳝给我们，每条都有手指一样粗，将它们养在水缸里，需要的时候用来做菜。那个时候因为战乱，侨汇中断了，侨属生活十分艰难。”

（三）

历史上的大事件就像漩涡，将同一条时间流上的千千万万人都卷进混乱中。连环相店和李家人就被洪流裹挟着经历了无数个春去秋来。

炯南公归国两年后，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同年，中共梅县工委组织策动的全梅学生救亡联席会议召开，成立了梅县中等学校学生抗敌同志会（简称学抗会）。连环相店则成了学抗会的三大地下联络点之一。

1940年春，国民党梅县地方当局公开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强行解散学抗会，取缔其会刊《学生岗位》。5月4日，学抗会代表到梅县县党部请愿，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镇压。其后学抗会转入地下，组成“梅县学生互助会”，借谐音化名为“赫子惠”同学。连环影像店作为联络点之一，炯南公三子（我的三舅公）李铎元负责接收转送信息和文件。

1945年，由周恩来创建的十五个剧宣队之一的剧宣七队访问广东省立梅州中学，梅州中学派出40名学生参与“剧七队”表演。李铎元也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当时‘剧七队’在我们家后院排练节目。1945年的时候我还小，只有六七岁，大家就喜欢逗我玩。其中有一个叫齐牧冬的男同志。一天拿了两块鸳鸯板夹在我的手上，跟我说他要唱歌，让我帮他打板子。那个时候我还小，手怎么可能夹得稳嘛。他就故意唱得很快，我手里的板子哐当一下子就掉地上了。齐牧冬就在那里抱着肚子哈哈大笑。还有一对李氏姐妹，她们每次见到我三哥就‘大哥’、‘大哥’地叫，我小时候还跟她们较劲，说不是大哥是三哥。她们觉得我好玩啊，就故意逗我，每次都在我面前喊我三哥为大哥，逗得我直着急。后来我就问我妈。我妈说，那是因为她们尊敬他所以叫他大哥，在家里面你就要叫他三哥。后来两姐妹继续在我面前喊三哥叫大哥，我不理她们了，她们就说我没劲了。

后来齐牧冬和剧组里面的胡青结婚了，解放后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搞舞台美术工作。而李氏姐妹则迁居到了国外。他们都是活宝贝。”

“剧七队”在梅县表演，使李铎元认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雯荣姨婆向我展示了一张三舅公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三舅公和一群革命青年坐在台阶上。女生们穿着长裙，男生们则穿着衬衣或中山装。洒在身上的阳光、潮气蓬勃的青年和笃定真挚的笑容，被镜头定格在1946年的某一个午后。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三舅公便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涯。

“他是45年入党参加革命，结果46年就暴露了。我记得1946年的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父亲碰到了一位在警察局工作的朋友，他朋友偷偷跟他说：明天梅县要抓六个共产党，有令郎一个，你赶紧让令郎走！我父亲就赶紧回家打发三哥走。他离开了以后，我父母受到了国民党的盘问，后来也吃了不少苦。

“1948年的一天，我父母打扮得非常漂亮，照了一张相。我说：‘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你们两个打扮得那么漂亮干什么？’我父亲很好玩的，他就笑着逗我：‘我不告诉你。’然后他们就拍了一张合影，晒出来大概有一本书那么大。又过了两天，我发现我父母在照片背后一层一层地糊牛皮纸，糊了大概有半寸厚。我又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我父亲又说：‘不告诉你。’又过了两天，我看见我父亲用小刀在糊好的牛皮纸上挖漕。我又问他们：‘好端端的为啥要挖个漕？’我父亲还是神秘兮兮地说：‘我就不告诉你。’

“两三天后，我偶然间看见爸妈两个人偷偷在房间里掰金戒指——把纯金的戒指掰开压平，压成细细的一根小金条。我走进去问他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妈就招手让我过去，并给了我一个金戒指，让我掰掰看。金子质地软，我一掰就掰开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些细细的金条按进照片背后的漕里，一共四条——第四条还是我亲手按上去的。然后再糊上牛皮纸遮住。我妈跟我说：‘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也不能说！’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寄给了我三哥。

“那一年我三哥在厦门当地下党，军统的毛森到了厦门。毛森这个人心狠手辣，可不得了，到处抓共产党。于是我三哥就撤到了游击队去。当时游击队里面穷啊，连米都买不起。后来收到了这张照片就很高兴，买了各种物资。

“三哥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对他说：走的越远越安全，没事就不要回来了。1946年他离开家，一直到1984年才回家，在外面三十八年啊。他回来的时候，我父亲也老了，我妈也不在人世了。

“三哥回来的时候，我三嫂也跟着回来了。三嫂在抗美援朝时期参加志愿军当翻译，在上甘岭待了43天。回来之后就得了病，没办法要孩子了。”

三舅公回家后，和父亲拍了一张合影。合照里，炯南公坐在正中，背已经驼了，白发苍苍。三舅公也带上了眼镜，脸上添了皱纹。他的妻子坐在他身旁，身前站着他们领养的小女孩。

（四）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炯南公的四子、我外婆的四哥李谋元请缨参加志愿军。“那时我妈妈对他讲：‘你去我们不反对，但自你以下有这么多个妹妹，你哥哥又去参加革命了，一旦你回不来，你的妹妹们要怎么办？’”李谋元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留在家中，接过炯南公的手艺，打理连环相店。1951年10月，梅城抗美援朝医疗队出发奔赴前线。在出发前，李谋元和他的挚友张明留下了一张合影。张明是当时黄塘德济医院的外科医师，其妻李芷香为护士长，育有一孩。照片里，李谋元和张明神色凝重，强忍分别不舍，挤出了些许笑容。

1956年，雯荣姨婆入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很好。那个时候学校设立了理工科复习班、文科复习班和医农林复习班。我本来想学医，于是我就跑到医农林复习班里面去复习。结果有一天，两位数学老师一左一右走进来，架起我就走。我说：‘发生什么事！’那两位老师说：‘你以后不许在这里复习！你数学那么好，不学理工科不就浪费了？’我说我想学医，他们说：‘现在国家正是建设的时候，需要建设人才，你学理工更合适。’于是就把我架到理工复习班，说：‘你不许出来！’后来我的大学志愿表还是我的老师们帮我填报的。

说来惭愧，一开始他们帮我填好志愿之后，我一看，快要吓死。第一志愿填的是清华大学！我说：‘我哪里考得上。’他们说：‘你不努力你当然考不上！’后来我又偷偷改了，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哈工大。后来一放榜，我的分数上清华确实也够了，我就没有脸见老师了。”

哈尔滨冬天天寒地冻，能到零下二三十度，雯荣姨婆作为南方人生活得并不习惯。那时规定，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大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领棉裤。雯荣姨婆生于广东，随身携带的衣物里面只有单裤，于是便去学校办公室申请领取过冬的棉裤。在说明来意后，办公室的负责人上上下下打量了雯荣姨婆一番，脱口而出：“你一个资本家的小姐，也想穿棉裤？！”

彼时经过公私合营后，连环相店已经收归国有。其后的岁月里，炯南公还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负责人的话深深刺痛了雯荣姨婆，使她陷入了迷茫。“当时我在想，我是留下来呢还是回去呢？回去的话，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留下来又很迷茫。于是第一个学期就荒废掉了。”经过了一番挣扎之后，雯荣姨婆决定留在哈工大继续完成学业。

除了气候不适应外，她还碰到了许多其他的困难。刚到哈尔滨的时候，还有白米饭吃。很快，因为国家困难，学生们只能吃高粱米和粗粮充饥。生长在鱼米之乡的她吃不惯高粱。“这些高粱吃下去，跟吃炭火一样，喉咙扎得慌，咽都咽不下去。后来我就决定一天都不吃东西，饿一整天再去吃，就能吃下去了。”在哈尔滨，人们说话的北方口音又成为了学业上的阻碍。几何学的课程是一位上海的教授负责教学，老师的普通话上海口音比较重，她听得很是吃力。

虽然有种种困难，她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到了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领导决定将她分配到武汉。“当时我的想法是想回广州，而且广州当时也还有一个名额。我就直接跑去找校长，对他说：‘我是广东梅县人，我父母都已经六十岁以上了，能不能让我回广州去，不要去武汉。我回广州以后离家里近，还能时不时回去照顾父母。’校长点点头，说了句‘应该的’。

“当时我知道我们班里面有一位黑龙江的男同学，被分配到了广州，我就打算和他换，这样一来他从湖北回黑龙江也近一些。但是当我的想法说给校长听了以后，校长背着手围着我踱步，半天之后说：‘小鬼，你还是去吧！’我愁眉苦脸地说：‘可是武汉离我家太远了！’校长说：‘国家现在正是建设的时候，需要许多建设人才。咱们这个水工专业是建设部指定办的，要人要得很急。你的毕业成绩是五分，而黑龙江的那位同学才三分。而分配到武汉的那份工作要比分配到广州的那份紧要些，所以你还是去吧。’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到那里要努力工作，不要给学校丢脸！’就这样，我就到了武汉来工作，一住就住到了现在。”

（五）

1994年，炯南公去世，他的十一个儿女四散在各地：广东、广西、福州、湖北等。如今在世者，更是寥寥。外婆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到了广西梧州工作，并在那儿生儿育女。炯南公去世时，我母亲身怀六甲，因此无法陪同外婆回梅县。是年年底，我来到了人间。

初中时，学过白居易的“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后来一度从教，也向学生讲授过诗中的内容。不过只从纸上体会，终是浅薄。在雯荣姨婆的故事里，有“田园寥落”，有“骨肉流离”，更有“兄弟羁旅”、“时难年荒”。所谓“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也许正是李家儿女的写照。也许每年月圆之夜，他们也曾“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无数个日子组成了生活，无数人的生活组成了历史。盘龙桥、连环相店、大霍乱、“剧七队”、哈尔滨，回忆的浮标在无声岁月里浮沉。因为诉说和聆听，过去的时间被赋予新意义，照片里的人物也重新饱满，耄耋的老人返老还童，消逝的光阴逆流而回。我离开武汉时正是华灯初上。无数个同样的夕阳下，无数人重逢在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