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李遇春非常向往林语堂的话“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他看来，这也是每位学者都会向往的境界。在他独坐书斋孤独问学的日子里，他也从不觉得枯燥单一。面对采访，他不愿意多谈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不愿意找什么花絮亮点。只引用了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过的“头脑里的旅行”和法国诗人兰波有名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让思想去旅行，去追求有距离的艺术真实。
这狭窄的空间就存在于书籍中，然而字里行间却是一个大世界。李遇春对书的嗜好也是根深蒂固的，家中仅关于旧体诗词的书籍就有七八千册之多，其中还有一些他从网络竞拍来的线装书，既有解放前的也有建国后的油印本或影印本。平时上网就是为了去淘这些书籍，“有的书好几百元一本，买得我都心疼”，李遇春笑谈。
李遇春很少出门采风或旅行，他更加喜爱这种文学里艺术真实带来的距离感。他在别处的生活也是一种陌生化的生活。虽然从未去过新疆，但专注于新疆生活题材的鲁迅文学奖得主红柯在读了李遇春写给自己的评论后，给他回信“知红柯者，李遇春也”。
他决心要做一位优秀的学者，因此格外“爱惜羽毛”。即使是写一篇短短的评论，也持着专注的态度。“可以写得浅，但要像鲁迅说刘半农那样的‘清浅’，而不能浅薄。”因此在整个硕博六年，他只发了六篇文章，直至开始工作，才由博返约，有了更多的作品。六年的潜心积累是打基础阶段，他在工作的十二年中，已经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上刊发了十多篇论文，平均每年就有一篇权威。
在读博士的第一年，李遇春就开始构思自己的研究，他将目光投向了当代文学中研究还很不充分的地带。他确立下自己的选题，要将1942—1976年间的“延安文学”至“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打通起来进行研究。精心准备三年后，他完成了将近四十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是当时参与答辩的博士生中字数最多的，也是评委老师议论热度最高的。据说当时参加答辩的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老师评价这位面相十分年轻的后生才华横溢，对他能够驾驭如此宏大的研究课题十分看好。这篇博士论文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成为他学术上的第一块基石。他一直想把这本书再版，去掉过于西方理论化的色彩，改名《革命中国文学史论》。
在进入华师工作后，他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铺展开去：一个是当代小说研究，一个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他说前一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主潮，后一个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暗潮，一个属于现代性的新文学范畴，一个属于传统性的旧文学范畴。李遇春就在这一新一旧中穿行，努力寻找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融合境界。他说自己做学生时代主要仰慕西学，喜欢用西方的文艺理论阐释中国文学，而工作以后则试图进行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不仅在现当代的诗词领域研究中进行，而且也在当代小说研究中做同样的探寻。目前他已出版了《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去年此书荣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这部书即将由出版社重新设计再版。他还在坚持编撰《新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和《民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这两部书稿有二百万字的规模，属于他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项目的系列成果。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但他说也许需要很多年才能最终完成。
与此同时，作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他也很看重介入文学现场，评价正在进行中的文学。他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既要注重研究“过去式”的文学，也要关注“进行时”的文学。因此他一直非常关注当代许多活跃着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后来李遇春就自己对当代西部作家群的关注和思考出版了《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一书，重点研究了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红柯、李锐等西部作家的创作。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获得了当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最近他又与友人联合主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作者阵容强大，汇聚了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南大等著名高校的10位中青年文学批评家的论文集。他自己也有一本入选，书名《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这部最新的文学批评集体现了他将“心证”（精神心理分析）与“史证”（社会历史分析）、“形证”（审美形式分析）融为一体的“大文学批评观”，其意在于为高校浮躁不堪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正名。
有感于现在许多学术杂志越来越体制化，李遇春还萌生了办一份民间学术杂志的想法，希望能够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继承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学术传统。在他看来，湖北现当代文坛上一些大人物都喜欢办杂志，比如鄂东的黄侃、闻一多、废名、胡风、秦兆阳都是如此。胡风办的《七月》，秦兆阳办的《当代》尤其著名。于是他在2011年接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秘书长后开始跑去拉赞助，有了办刊经费再找国内同行一个个的敲定重点栏目，最终在学会新老两代会长的支持下成功创办了《新文学评论》大型文学研究集刊（季刊）。创办两年以来，杂志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了不少关注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