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欣

蔡康永11月12日晚的演讲，陪伴全程的是想尽办法索要签名的现场观众与始终被拒之门外的群众，以及“阿萨姆奶茶”的蓝箱子与《大武汉》的红横幅。

被工作人员的耳语与观众的哄声占去了许多时间，原本时长就不到半小时的讲座质量大幅缩水；订阅杂志与门票发放直接挂钩，到场人数在更换讲座地点的情况下仍然大大超过座位数，甚至有票也无从入内。

“我不知道我可以在台上讲多久”“我要感谢被骂得很惨的同事”蔡康永登台后的开场白如今看来颇具深意，三言两语不嫌清寡，一贯并非锋利路线的无奈调侃；“到了地点康永先被禁止上台，上台后被禁止签书”“要求出版社补办签名会”——深夜微博，不仅在于反映事实，更是用实际行动以呵护自己的支持者。

这予令我十足的贴心与感动。这似乎是不可能出现在当今的娱乐圈的。直接有力而高效落实的抗争，真诚不作势的交流愿望。之前看到人们用“水晶澄澈”以形容蔡康永的心思，只觉阴柔有余灵动不足，如今除了“恰如其分”，找不出其他词汇表达认同。

而这样的清美心泉，在今夜也险被污浊。

当主办方不断驱赶找不到座位而困站于坐席两旁的观众，致使讲座久久不能开始，时间虚度，当不能签售、只有十五分钟的恼人信息一次次自他口中传达，当人群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狂奔向所谓的“签售处”——作为最直接在与受众互动的演讲者，所接受的质疑话语与不满情绪也最为强烈，这着实有些冤枉。

而究竟谁在左右与偏离着讲座活动的进程，答案足够昭然若揭。

一场原本旨在走进校园分享心的讲座，被突然挪移到用于播放3D电影、表演歌剧的礼堂；一摞摞礼堂大厅售卖的承诺能够签售的书籍，短短两小时内销售一空，有钱难求。

禁止上台，阻止签售许是出于安全考虑，为大众着想。但仍然是出尔反尔、组织不力、计划散乱的弱势表现。

种种如是，无法不让我产生文化讲座被商业染指的想法。

现今的文化产业现状，除了杂志、报纸将广告作为收益获取途径的常态，电影、光碟、CD以及相关电视节目一概不能免俗，全有了各种冠名与“赞助”。

而校园不再是唯一的圣土，商业化病毒无孔不入更是早已引发广泛讨论。

文化讲座作为一种提高学术气氛、推广文化产物、引发科研讨论的最好途径，其效应本是直接决定于演讲者本身的涵养与魅力的。而就今晚看来，商业化成功地冲破最后一道防线，霸气地指挥与干预，让人平添担忧。

今日的闹剧因由蔡康永的坚持与诚意而得以终结，而明日的校园文化，是否仍有这样坚定不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