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浪潮之后，播客火了。所谓“播客”，就是基于互联网进行音频内容传播的连载传媒，一般以主创者们围绕某一话题进行对话为主要形式。播客于2004年初具雏形，在历经三次发展浪潮、十余载沉淀之后，最终在2020年实现强势回归。紧随时代的脚步，大学生们也纷纷加入“播客大军”，在其中收获了独特的媒介使用体验。播客是如何走进大学生生活，又到底具备怎样的魅力，让他们沉浸其中？

邂逅声音

放学路上，戴上耳机，思维在不自觉中奔赴向另一个世界；临睡之前，点击“播放”，疲惫在不经意间消弭于耳畔的轻语。对于社会学院2021级秦娜而言，在放学路上收听播客，能够缓解课后的精神紧绷感。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的程新（化名）把收听《随机波动》作为睡前的一种仪式，因为“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我能听得更清楚，听他们谈话也有助于我的睡眠”。除了通勤和睡前时段，整理内务也是大学生们收听播客的主要场景。心理学院2021级的杨莉莉喜欢在收拾宿舍之前，提前寻找《一席》中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听播客可以填补不知道怎么利用的时间”，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的李璨（化名）时常边洗衣服，边听《凹凸电波》这一栏目。

课程老师推介、同辈使用习惯、网络达人影响是大学生们选择接触播客的几个主要原因。在专业选修课“新媒体写作”的课堂上，老师介绍了播客巨大的发展潜力，让程新产生了亲自去下载和体验播客的冲动。初次接触播客，正值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丁辉（化名）准备转专业考试之时；在精神压力大、急需宽慰的情境下，丁辉偶然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关于“自我成长”播客推荐帖，节目中关于“peer pressure”的话题和播客主们访谈对话的方式让她倍感新奇，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播客之旅。“最开始接触它是因为室友在听，感觉多人对话的方式很新颖”，从此秦娜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徜徉在播客的世界里。

大学生们收听播客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程新认为，“获取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是她收听《随机波动》的初心。秦娜则主要将播客作为“辅助专业学习的工具”，《放学以后》中的观点碰撞可以让她从不同视角看待社会现象，拓展“社会学”的专业学习视野。与程新、秦娜不同，文学院2022级的唐语嫣更注重播客带来的情绪价值和新奇体验，“跟随《肥话连篇》主创们的话语，我可以较为轻松地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而不用像听课一样绞尽脑汁地思考”。

投入创作

播客在年轻人中的广泛传播，吸引了不少青年用户投入播客的自主创作。基于课程安排和便捷的播客生产技术，一些大学生在作为听众的同时，也成为了播客的创作者。

“作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本身就对播客创作比较感兴趣”。在谈起创作《胡诌点啥》的契机时，李璨表示，制作播客既是专业课学习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播客也是创作者与听众的双向奔赴的结果。秦娜认为，在播客创作的过程中，能结识到更多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互动中，也可以不断调整创作方向、优化创作内容。

但在投入创作者行列之后，大学生们也都遇到了或大或小的困难。对处于创作摸索期的李璨来说，是否需要为漫谈类播客“制定一个完整而详尽的大纲”，成为小组在创作之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最初不制定大纲，是因为我们希望谈话者能有一个更加放松的状态；但是没有大纲，又会出现突然冷场或者抢话的情况”。为了提升听感和逻辑感，李璨通过几次试错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法，即根据播客各板块的内容形成精简的提纲，并基于成员特点对不同角色进行分工，规定好各个问题具体由谁作答。除了提纲制定，选题的确定也时常令李璨与其小组成员犯难——既要让五个人都感兴趣，又要和近期的社会热点相契合，还要从中挖掘出一定深度，更不用说讲述的趣味性和观点的新颖性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她认为，只能循序渐进地培养团队默契，逐步积累制作播客的经验。

在对节目进行反复打磨的过程中，李璨取得的收获远大于播客本身。从选题、策划、录制到宣传，从对show notes和节点概括一无所知，到能够熟练经营自己的栏目，她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因为长期以多角度、辩证性的方式进行思考，李璨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不会再盲目听信网络上的一面之词，妄下结论。”

在播客创作的道路上，大学生们也逐渐掌握了要领。“播客应该更加主题化、具体化，这样才能找到更多和自己共鸣的听众”，在秦娜看来，有指向性地创作播客，才会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李璨则认为，好的播客要做到小切口、有深度，“做好一档播客，找到个人兴趣和社会热点之间的平衡点是很重要的”。

透视破圈

从小众走向破圈，播客文化为何在大学生群体中“火”了？

从信息和知识获取的层面上看，播客以其广泛的内容涉猎和紧随社会热点潮流的特质，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和时新的信息。“播客节目涉及自然、人文、社科等各个领域的内容”，程新表示，听播客可以让她随时了解社会热点，获得不同视角下对于同一议题的多面向解读。其次，在丰富的内容支撑下，播客也带来了受众主动性的回归。唐语嫣认为，播客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她走出舒适圈，有意识地挣脱大数据和算法为自己打造的“信息茧房”，主动学习自己兴趣领域以外的内容。最后，播客为大学生们自发探索和自主学习提供了参考和帮助。听完节目后，程新时常在播客内容的指引下，基于个人兴趣和文献价值自发购买书籍，或寻找网络资源进行深入学习。

从情感价值层面上看，以一对轻巧简捷的耳机为媒，播客为大学生们构建起私密的个体空间，给他们带来了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的陪伴体验。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的冯媛（化名）习惯于一个人在学校吃饭、上课，“在路上走的时候打开播客，好像有人陪伴在身边，就不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学校很孤独”。同时，播客中的交流互动内容也时常让大学生们产生情感共鸣。程新曾听过一期与大学绩点相关的播客节目，这与她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正好相通。一期关于“消费降级背景下的生活方式转变”的播客节目让李璨深有同感，“‘买衣服时，要等待商品多次被贴促销标签、降到底价才会下手’，我才知道有这么多人的想法和我一样。”

从媒介传播和用户心理的层面上看，“选择播客”是泛娱乐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们对碎片化信息的一种反抗。正如唐语嫣所说，比起刷小红书帖子和抖音短视频，播客的时长较长，能帮助她对抗浮躁，沉浸式地获取信息。此外，播客的使用也是他们对个体思考自由的捍卫。依据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报纸延伸了人们的眼睛，广播延伸了人们的耳朵，而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则是尽可能多地去调动受众的感官。在这种情形之下，李璨认为自己“反而会有一种再次回归原始和纯粹”的希冀。“当媒介调动感官的数量越多、程度越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我们思维的惰性，因为当它把信息处理得越来越精细化，并且‘填鸭式’地灌输到你的各个感官，我们自己去理解、思考、消化得就越少”。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单一调动听觉感官为特点的播客，给予了大学生们更多思考和解释的空间。

诚然，播客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信息密度不高。对于李璨来说，如果特别需要获取某些知识，“我可能不会选择播客这种途径，还不如全神贯注地看书或者视频课”。但在快餐文化横行的时代，当短、平、快的信息获取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播客这一“叛逆者”的出现和兴起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就像浮躁的时代浪潮中的一座静谧岛屿；在这里，登岛的人们得以暂时躲避周身湍急的浪涌，让感官和心灵获得暂时的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