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要有的，但不一定能够实现

 

　　2015年4月，文学院2013级的王雅文和另外两名校园记者开始关注我校中澳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历时1个多月，她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搞清楚学校中澳班的开设现状、课程设置、学生发展情况上面。她们想知道更多。

 

　　三名记者以发问卷的形式以求获取更多真实的数据。“学生的反响还不错，起初就有一百多人填了问卷。接受采访的学生，除了个别要求化名外，大部分都很坦诚地面对采访。”之后接触的相关学院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也都接受了王雅文的采访，尽管他们要求发稿前“必须审核”。

 

　　“采访和写作的时间都不长，就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核比较麻烦。”成稿之后，王雅文把稿子发给教务处相关老师审核。“聊了差不多3个小时，稿子大部分内容都被标红了，”王雅文说，大部分标红的地方是她们做的调查数据和一些学生观点。

 

　　稿子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数据和学生的核心观点还是选择保留。王雅文所在记者团的指导老师周健在处理了一些细节之后，又删除了一些数据，这个名为《岔道口上的中澳班》的特别报道被发布上网。

 

　　该篇报道上线9天，将近200的点击率，不算高，但至少有人看到。王雅文说：“本来以为不发新媒体能逃过一劫的，没想到第九天，果然就被要求撤稿了。”起初周老师只是将稿子改为“未审核”留在后台，后来干脆直接删掉。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圣兵肯定了记者为采访做出的努力，也看得出稿子做的很深，但“就内容来看，很容易成为外媒炒作的焦点，故不适合发”。他鼓励校园记者做一些建设性的报道，但毕竟和社会媒体记者有很大不同。“校园记者写新闻时对度的把握很重要，不能过度赞扬也不能过度批评。”冯部长补充说。

 

　　同样经历过“新闻审查”的华大青年传媒中心原副主编苏亚伟认为校园记者遭遇行政力量的限制无可厚非，审查过程“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遇，以后去了社会媒体也可能碰到”。他认为此类事件的关键在于：记者能否跳脱出自己思维的局限，客观的摆出事实，给出建议。对此，校团委组宣部王涛老师也做了说明：“每个媒体都有每个媒体的纪律，我们自己办的媒体，有一些指导思想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最开始做这稿子时就知道有点危险，但大家都鼓励我们去尝试，不行再撤稿，所以我们就做了。”王雅文、王珏、王爽三人尽管都知道这个结局的可能性很大，依然愿意一试。

 

　　“即使各种限制可能存在，比如写出来的稿子被和谐掉，做校园记者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周老师认为，做校园记者能够走出课堂，思考和理解一些复杂的问题，提前接触社会现实。周健坦言自己曾经也是一名校园记者，并且自己一直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新闻记者”的新闻理想，只是当初读研后媒体大环境不好而且还在变坏，虽被几家媒体录用，但最终选择回到了大学。

 

　　“理想是要有的，但不一定要去实现。”厌烦社会上的制度限制、作为现在记者团指导老师的他，更喜欢给这一群校园记者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新闻，“学校层面本来可能就会有些约束，所以从我本身来说愿意给他们更多的自由。”
 

 

　　华大在线调查的75人中，约有33人因为“新闻理想”选择加入校园媒体成为一名记者，但校园媒体或社会媒体的实践经历改变了21.3%的校园记者的初衷，他们均表示个人的压力和环境的制约会让原本坚定的目标产生动摇。

 

　　胡丽丽就曾为了理想，从历史文化学院基地班转专业至新闻传播学院，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她“特别傻”，但她说这是她“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我去《羊城晚报》这个实习机会就是学院给我的。”胡丽丽从未后悔过自己转专业的决定。

 

　　目前的她不想做纸媒，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她觉得，在纸媒衰落但不会消失的媒体趋势下，能最后留下的人，那批记者，一定会是一群精英。她知道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成为这群精英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