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记者/王珏 张艺卓 王晓丽 吴依妮 袁笑雨（排名不分先后）
曾任华大桂声新闻组组长的范林在湖北之声实习三个月后，开始“讨厌写新闻”，“记者”二字从他的职业规划上被划去。
一度将华大青年传媒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至湖北省排名前三甲的原新媒体总监陈长宇坦言，未来的自己不会做和新媒体相关的行业，反而愿意尝试产品推广的运营工作。
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毕业生朱雨阳在他三年的大学时间里，拿过“湖北省高校好新闻奖”，有《湖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实习经历。而今的他却在浙江某中学的教室里，站上了三尺讲台，教学“政治”。
在华大在线调查的75名武汉各高校校园记者的数据中显示，今后有从事记者或相关行业意愿的人仅占40%，而其中大多数人均已经是在该校园媒体中摸爬滚打了2年以上的学生主编。
“累，太累了。”仅在华大在线的调查数据中，就有30%以上的校园记者每周需投入24小时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校园新闻，75人中认为校园记者“压力大”的就有63人。
在大学校园就体会过这个职业的艰苦和心酸，他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步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媒体环境中，记者“炼狱”般的生活状态。这一批训练合格乃至称得上是“优秀的校园记者”们何以动摇，何以转行？
胡丽丽背着包，望一眼地铁窗外划过的一张张巨型海报，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关注什么。已经赶了一个多小时路程的她看了一眼手表，整八点。走出地铁站，距离目的地还有很长一段路。
她和另一个实习生得再倒一趟公交，在离高速公路收费站最近的站点下车，才能走上公路，但公路禁止行人走动。她们也找不到可以出城的小路，就只能在城里等，等到有司机进城后停留打个电话的间隙，才能简单做个采访。
为了采访到广州环城高速公路上下班高峰时段，收费口异常拥堵的新闻，她们在收费口附近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每天这样守株待兔，大概可以采访到十个人，回去以后就开始整理录音。
晚上九点多可以回到宿舍，但是必须要整理出当天的采访资料。“我不敢上床睡觉，怕睡过去就明天了，”胡丽丽回忆说，当时自己只能在桌子上稍微趴一会儿，定好闹钟，睡醒继续写。整理完所有的录音，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
“我们做的还只是这个稿子的三分之一，带我们的老师会更辛苦。”胡丽丽仿佛看到了自己以后的样子：白天不停给人打电话，不停做数据，晚上两三点开始整理当天的稿件，睡一会儿，早上起来继续做采访。
在《羊城晚报》深度报道部实习的她，这样的生活不断重复、重复。但这些苦和累，是在她决定来这里实习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的。她希望自己可以在社会媒体中，真正体会到“新闻”和“记者”的状态。
然而，天津“8·12”爆炸案的采访一事直击她的内心。“我做的决定就决定了我不适合做一个记者。”
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飞往天津前线的老师要求胡丽丽找到消防员的家属。一开始她觉得这种大海捞针的事情不可能做到，但她确实在微博上找到了一些人。点开这些家属们发的微博，看到“拒绝采访”、“不想再受打扰”的字句，底下还有各方评论。
“我没有犹豫，我当时觉得自己做不到，不想去打扰他们，所以最终我没有问。”事后她告诉老师，自己找不到消防员家属的联系方式，没能完成这一采访任务。老师相信了，也就没再追问。
在胡丽丽眼中，这是一个需要勇气才能做出的决定。“我没有勇气去做，我只有下定决心后才可能去私信她们，但我没有那个勇气。”
“当时我做的这个决定就决定了我不适合做一个记者。专业记者当时面临了同样的选择肯定会去问。”也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这种勇气是目前的胡丽丽承受不起的，所以宁愿给自己一条退路：以后不做纸媒，但会尽量弥补，也许选择网络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