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梦婷

在近日引起热议的某高校学生案中，从曝光的大量聊天记录来看，导师利用职务之便以公谋私；而学生不断妥协，让渡个人权利。从中笔者看到的是“边界感”的缺失。

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中国社会90%的问题，都和一个基本事实联系在一起，就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都是巨婴。而巨婴的基本心理特征之一就是“共生”。既然“共生关系”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那么与之相对的边界感自然正如“房间里的大象”，不被人发现。因此在笔者看来，人与人之间边界感的缺失，是当今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诱因”。

家长没有自我和孩子间的边界感，恨不得都像《守护天使》中的母亲一样给孩子安装儿童监控，一举一动都要反馈给自己才能安心。他们不知道纪伯伦早在《先知》中就说过：“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近来不断被曝光的丑陋婚俗也反映了边界感的模糊，他们不知道风俗不可以成为恶习的遮羞布。

种种现象令笔者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让边界感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被人漠视？

首先，即便时代已经改变，“熟人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一说，认为因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利合作、联合保卫等需要，人们往往聚村而居，为熟人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熟人社会中人与人通过一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每个人皆可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可以想见，在那时“我们”比“我”更为人称道，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深入人心。既然是谋共同利益而不是谋私利，他人的事便与我有了某种关联，人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相处的边界。这种边界感的缺失显然没有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消逝。

“从众心理”亦是导致人们在无意识中让渡边界的助推。若把个人边界比喻为一座城，捍卫个人边界的过程便犹如守城。面对“攻城”，当其他人放弃了“守城”、选择让渡个人边界时，在从众心理的驱动下，个人便容易被动摇。人越多，从众的压力越大。古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笔者认为这句话慢慢变了味，成了今人随大流的借口。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我们往往让渡个人边界，选择妥协与屈服，选择当“乌合之众”。既然婚俗是既定的，即使它让我感到被侵犯我也得遵守；被性侵是不为外人所耻的，即使这不是我的错我也难以启齿，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老师利用少女的极强自尊心与羞耻心压迫她不敢说出来，迫使她产生“我要爱上老师，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的自我解救的想法。

再者，滥用权力的人往往奉行个人主义，因而常对他们权利范围内的人实施个人空间的侵占。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寒蝉效应”屡见不鲜。

在这种种因素影响下，让渡个人边界、跨越他人边界成了常事而不被指责，逐渐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捂住耳朵的权利，都有说“不”的权利；在守卫我们自身的边界的同时我们也不可漠视他人的边界。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大语境下，“共享”理念盛行，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再到共享男友，没有什么是不能共享的。“他人”与“自我”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被进一步擦除了，那么又该如何再定义边界？“物联网”又将带来新一轮革命，从物到人，皆可被数据化，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暴露在大数据之下的，要守住边界又谈何容易？这场攻坚战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告终？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