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在10分钟内完成的小组展示，却被拉长到了16分钟，多个小组任务的“超时”完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计划的安排，教师不得不加快讲课速度而对部分内容一笔带过，甚至采用拖堂等“加课”方式来进行弥补。此外，一些时间观念淡薄的讲授者，因对课堂流程的时间把握度及调控度不够，在课程计划难以完成时，更是硬生生地把课讲了下去使课时被延长。
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哪儿去了？为什么学生的下课时间越来越难固定？教师侵占、挤占学生的课下时间似乎成为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的形成，学生和教师都难辞其咎。大学需要时间管理的教育，而教师作为课堂秩序的引导者，更需以身作则，以合理的教学方式来强化学生的时间观念。
对于“时间权”，笔者尚未找到一个约定或俗成的专有名词使之与“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并列。但我认为，这种对他人时间的尊重却很值得被关注。在大学课堂上，尽管分享者与讲授者造成的“拖堂”是出于好心，但一个人的好心很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专制。
与高中课堂相比，大学课堂的授课时间、授课方式、授课地点更加灵活，这种灵活性为学生的独立学习与探索提供了平台，以赋予学生更多学术自由为出发点的小组展示也应运而被引入课堂。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模式也为侵占学生课后的自由时间提供了可能。课堂组织者出于对学生研究成果的尊重，一般不会打断学生的汇报过程。于是，拖堂等现象越来越理所当然。
笔者接触到的赴台交换过的学生中，许多人都对台湾课堂上精确到秒的分享时间印象深刻。当然，我校也有许多课堂引入了计时器来规范时间管理。在“英语演讲艺术”这门课中，主讲教师将计时器放到大屏幕上，根据活动需要来设置倒计时的长短。铃声响起后，学生需终止当前活动并迅速开展下一项任务。这种“非人工”的打断与教师的口头提醒相比，因其符号化的形式而脱离了人情层面，更能强化学生的规则与观念意识，更能避免“一方不断提醒，一方停不下来”的尴尬场面。
还有教师在展示小组的个数及展示时限的设置上下了功夫。教授外国文学的某教师在学期伊始便划分了每个小组负责的讨论课题，并将小组展示的时限设置为40分钟，使一个课题只由一个小组进行深入解读，而其他小组便负责提问与对部分问题的回答。分享时间与一节课的长度基本持平，这种对课表的适应不仅更符合课堂时间规律，也为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留下余地。此外，每次一个小组进行展示的设置能避免多个“超时”小组的扎堆出现，使教师较为容易地调控时间。
严格规范时间就等于“分秒必争”吗？这个要求对教师来说似乎太过苛刻。在师生都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对课堂时间进行调控以保证教学效果的最大化，才是理想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取得，需要师生的协商，需要教师对课程时间计划的合理设计，更需要教师个人时间观念的不断强化，并将这种观念“灌输”到学生头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