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我这人讲话比较直接，你不要介意。”

看到这句话，你会是什么反应？或许是厌恶至极，觉得不过是个中伤他人、情商不高的借口；或许会拍掌叫好，特别是看到电视剧里的“爽文女主”大胆表达、“手撕绿茶”时不留余力。交流是打出“直球”，得到的反应是“五花八门”，我就来谈谈当要表达自我需求时，“直言”的必要。

中国人素来讲究委婉含蓄，如若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诉求，总得小心翼翼、客客气气，有时要绕上好几大圈。这道理同作诗一样，过于直白总显得粗浅无礼，不够优雅体面、回韵悠长。“含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我们民族偏好的性格，文人墨客是绝对不可能不懂得含蓄之美的。而在封建等级严明的官场上，说话做事更讲究谨慎低调。于是“讽谏”变成为了一种知识分子常用的上书方式——以巧妙的、隐喻的方式表达对君主的劝谏。我们赞扬这样智慧、有效、安全的交流方式。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来得及让这些文人墨客精细构思、挑词捡句；也不是所有的君王都能按照他们搭好的台阶，谦逊地迷途知返。屈原、海瑞、苏轼、韩愈的人生故事对我们而言是并不陌生的，我们看到他们最终选择了“直言”上谏，违背了官场的安全生存守则。不出意外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走到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结局。

但我想，“敢于直言”绝对不算是个贬义词。在古代，它是一种代表不畏强权、为国为民的品质。或许在他们的时代，这些直言之士没有得志，但他们的名字却流芳百代。而在现代，它也是个值得鼓励的行为：无论是在男女主角误会重重却从不谈心的爱情故事里，还是在向不遵守乘车文明准则的乘客表示抗议的高铁上。“敢”这个字眼决定了事情的性质：它是正义正当的，它是代表了绝大数人“敢怒不敢言”的心声的，它是需要勇气来付诸实践的。或者说，它是充满风险和沉甸甸的责任的，它是让人恐惧的。风险是一个在潜伏的词语，代表着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直言”如同金融投资，使用者需要在风险和利益中权衡，或许“直言上书”成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就挣来了眼前心里的清净；但如果收益小于投资呢？就像看了一部恐怖片，不去回忆还好，一去细想就将是个可怕的无底洞。面对风险，我们往往会朝最坏最复杂的可能性去打算，这样的想象无疑会束缚我们的手脚，于是什么也不敢去做了，宁愿忍受现状。因为风险的可怕之处不是在于它的破坏性，而是在于它无限的、难以预料的可能性。正因于此，能够敢为人先、跳入漆黑一片的、“敢于直言”的人，是可爱又可敬的。

事实上，“直言”的后果往往没那么糟糕，甚至简单轻松得出乎意料。有些误会，往往只有百分之十的事实根据，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添油加醋。别人的过失，或许本来没有恶意，但如果我们只用沉默隐忍来应对，就是对它的一种无形的助长纵容，小小的过失会在无意间生长为大大的妨碍，我们不满的情绪也会像堆雪球似地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我们情绪爆发，别人还会莫名其妙：“你怎么不早说？”“我从来不是这个意思啊！”

“直言”，其实常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到了决策的必要关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斟酌字句的，而无论是再委婉、再隐晦的说话方式，也是得让人明白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的，好比用棉花包针，即使包裹上十来层，里面的针还是针，总会让人感觉到刺人的、异己的痛。我们害怕“直言”，往往是在保护自己，避免被直白的真相伤害，可既然伤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如变得“钝感”些、宽容些，不去逃避、就事论事，少去联想些无关的，坦然地面对现实。

性格不同，惯用的交流方式也就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有些人自己说话直率，对他人说话方式也甚不在意；有些人心思敏感细腻，对人说话也谨慎有礼。不同的性格没有是非对错、孰好孰坏的差别，我们需要的是尊重差异、将心比心，以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做到无愧于心。可千万不要自己说话随便，却又将别人的发言反复掂量。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平衡“直言”还是“不直言”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