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单位大门，向左走上三层的旋转楼梯，右转第一个办公室，最靠近门的那个工位——我的暑假由此开始。

一切始于我在放假前报名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听起来颇为严肃的政府部门，大门正上方高高悬挂着国徽。第一天正式上班前，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我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大人”？

事实证明，人不会因为突然拥有了一份工作就瞬间蜕变成一个“大人”。单位里的前辈和指导老师都很和善，在我面前常把“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挂在嘴边。而我初来乍到、性格内向，面对他们的夸奖，常常手足无措，支吾半天，只能挤出一句“您过奖了”。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却不允许我一直做个受庇护的小孩。

那个下午，尖锐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忐忑地走到座机旁，其他人员都恰好去开会或办事，独自值守意味着我必须独自面对生疏的政务名词和千头万绪的诉求。千万不要是什么棘手的事啊，我默默祈祷，拿起了听筒。

“你好，这里是xx局。”我极力装出底气十足的样子。

电话那头的人情绪焦灼地大喊大叫着。我愣在原地，拼命压住想挂断的冲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用纸笔记下了对方的诉求，笨拙地重复安抚，直到听筒那头终于传来一句“谢谢你们了”，我松了一口气。挂断电话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从我心头悄悄涌现，混合着责任感、自豪感和如释重负。

实习期间，我接到过无数通类似的电话，也跟随领导走访过不少地方。从肃穆的会议室到偏僻的乡村学校，我倾听过各种琐碎的诉求，也收到过许多衷心的感谢。

“您是新来的领导吗？以前好像没见过您呢。”走访到一座村的时候，头发苍白的老校长笑眯眯地问。

我连忙摆摆手，“不是的，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大学生呀？我们的希望哟！”老校长看看我，又看看身后教室里零星的几个学生，他们都是暑假在学校上托管班的留守儿童。我也向教室里看去，刚好对上一个孩子的视线，她怯生生地马上低下了头。

日后，我常想起那个低下头的女孩。她大概只是好奇，教室门口站着的陌生人是谁——就像夏天伊始，我站在单位门口好奇自己是谁一样。我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大人”了呢？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答案，只是硬着头皮敲响办公室的门，以一句青涩的自我介绍开场：“你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现在，这位实习生依旧不是一个完全够格、能够独自顶天立地的“大人”。但成为“大人”这件事，或许不是某个瞬间的通关文牒，而是这个夏天里我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每一通接起的电话，一杯杯斟满的热茶，一次次犹豫却坚定地推开三楼那扇门。只要能帮到别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长，不就近在眼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