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山

日前，就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章先生寄语青年大学生在了解和牢记历史的基础上，严格要求自己，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今年87岁的章先生仍然坚持在学术研究第一线，指导博士研究生。作为学者，章先生堪称楷模；作为师者，他是我们的榜样；而他的校长风范，更成为时代标杆。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现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章开沅先生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我校，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学者楷模：为学不求名与利

随着新中国的建设，革命的需要使章开沅先生走上了治史的道路。他起初是应付历史教学，后来全身心投入到史学研究。

文革中，章开沅因在《光明日报》发表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而遭受无妄之灾，从此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发表论文的权利直至“文革”结束。可是章开沅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他永远都不会停止自己的思索。在“四人帮”垮台前夕，章开沅与林增平教授等一批学者开始了《辛亥革命史》的撰写工作。与此同时，他先后就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1979年，他发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探索辛亥革命史研究前进的方向与途径”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经过不懈努力，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共120万字的长篇史书成为此次盛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它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是“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除此之外，在大会上章开沅还提交了两篇重要论文。他的这些成果，得到与会学者和美、加、日等国媒体的高度评价，国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心从此回到了武汉——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章开沅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早在50年代，就有美国和台湾学者开始了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但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泛化，唯独中国教会大学的故地——大陆没有人研究这一领域。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感到自己有责任重新客观研究和评价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1989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香港和国内十余所高校的30余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就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展开讨论。由他和美国的林蔚博士共同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在“国内外均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及重视，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一年重要的里程碑。”章先生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并与后者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

对已故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档案的研究是章开沅教授的又一杰出贡献。1988年和1991年章开沅先后两次前往查阅。回国后，他首先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在国际上首次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这本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对章先生作了专访。1999年，他的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隆重出版，这对日本右翼分子掩盖历史罪行的企图不啻是又一次反击。

多年来，章开沅已经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治学思想和史学思想。他认为，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章开沅曾说过：“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

在他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治史固然需要灵气，但更需要真诚和勇气。 “治学不为媚时语”，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不媚时趋俗，不急功争利，一心以求学术的“真经”；在治学上，则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以最终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惟其如此，方能成为那种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史学家”。

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给予报道和评论。主要论著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

师者榜样：爱满天下为己任

章开沅先生不仅是一位在史学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正如西门斯博士在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典礼时所说，章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且也是一位知名的、深受尊敬的教育家。

自在中原大学任历史教师以来，章开沅先生教过的学生从大学本科生、在职中学历史老师到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难以计数。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他不再专门为本科生开设课程，但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仍十分重视。在担任院长及校长期间，章开沅鼓励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到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他力主创办的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文化艺术节，成为一年一度华师学子展示才华与自我的欢乐节日，绵延至今。这一举措也为武汉及外地众多高校所效仿，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2004年11月，章开沅先生在暨南大学“星期一史学沙龙”上作过一次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的点评人马明达教授非常钦佩地说，在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中，章太炎先生与章开沅先生这两位大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共通之处。他们不仅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弟子，形成独特的学术门派。章开沅先生桃李满天下，在海内外培养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学生。对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而言，提到桑兵、马敏、朱英、虞和平等人的名字，并不陌生。

但章开沅先生对此却很谦虚，他说：“我的学生中的确有些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成绩，也有人觉得好像是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学生们的成绩主要是靠他们自己争气吧!如果说我起到了点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比较享有更多自由思考空间的环境。同时，我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到外边更大的讲坛上，包括国外的学术讲坛上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自我表功，我本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学问家，但是我愿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帮助年轻学生更好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