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世生 图/陈希昌

“我今年61岁了，还是没有任何双休日和节假日。”近年来，范先佐常收到各类教育研讨会，学术报告会、评审会，媒体采访的邀请。深感时间不够的他，只能尽量将能推的活动都推掉，极力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之间寻求平衡。

范先佐作为国内教育经济学领域较早起步的学者之一，近年又致力于研究农村教育、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广受社会关注的议题，其受到教育界和媒体界的青睐并非偶然。

名师领路：奠定终身学术基础

教育经济学在我国是改革开放后才引入的新兴学科。1972年4月，范先佐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学习俄语，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国内教育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杨葆焜教授创立教育科学研究所（简称教科所），调范先佐参与资料翻译工作。1984年，范先佐考取杨葆焜的研究生，这才正式开始教育经济学的学术研究生涯。

杨葆焜先生是国内教育界的权威，地位很高，但虚怀若谷，与世无争。他常说国内教育经济学起步不久，自己看的书并不比学生多，因而很少给学生上课，却要求学生去别的系听政治经济学、高数、统计学等课程。范先佐他们当时有些纳闷，正式参与研究后才明白良好的经济学、数理统计基础，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这才体会到杨先生的良苦用心。

杨葆焜当时还身兼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每到开会之前，都将所有学生聚在一起，说：“我们来议一议，这次提交什么议案。”范先佐认为，这是杨先生对学生独特的培养方式，圆桌讨论给了每个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提交议案的形式则培养了大家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1989年，范先佐通过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成为前苏联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访问学者，次年师从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M.列维茨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答辩时，范先佐领会到了苏联人治学态度的严谨——不仅论文后的参考书目要逐个核对，预答辩更是一道让人难熬的坎。范先佐回忆，预答辩之前要贴出海报，邀请研究所的每位老师参加。预答辩时，老师们常常对申请者的论文进行“狂轰滥炸”，甚至还为不同观点争至面红耳赤，让申请者“像坐在审判席上一样”。预答辩之后要举行投票，通过的人才能申请正式答辩。

范先佐的博士论文聚焦“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大部分数据和材料源于国内经济与教育体制改革实践。其时苏联正处于解体过程中，对于来自中国的改革经验非常感兴趣。1992年，范先佐顺利通过答辩，成为教科所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主政学院：被事务推着向前走

范先佐归国后，成为教科所的接班人选。上任前，杨葆焜嘱咐范先佐说：“你做点学问还可以，但你太有‘思想’，太率直了，最多做两届够了。”此后，范先佐开始了13年的行政工作经历，先后担任教科所所长，教育学院副院长、院长职务。

这13年中，教科所与教育系合并成为教育学院。为了给学院争博士点、一级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等，范先佐总是处在忙碌中，很多时候都是被行政事务推着向前走，身不由己。这13年的行政工作，对于范先佐来说，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让他很难集中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只能在白天的行政、教学之余，利用晚上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