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下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8楼颇有些闷热，敲开曹阳教授办公室的门，并非像预想中那样有一股冷气迎面吹来。曹阳办公室的温度与过道并无二致，他显然已提前在办公室等候多时，见到我们满头冒汗，忙起身打开空调。他说：“吹自然风最好。”
面对镜头，曹阳低调内敛，似乎不太习惯展现自我；但聊到感兴趣的学术话题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提高语调，聊到兴起时甚至会哈哈大笑。聊天过程中，曹阳嘴里常常会冒出“约束条件”、“边际效益”、“前提假设”等经济学术语，表现出一种严谨的经济学思维习惯。
不过，曹阳认为自己并没有将这种习惯带入到生活中来，“经济学中有‘经济人’的假设，但如果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那么经济理性，那人生也就没有趣味了”。生活中的曹阳，性格随和，信奉的是以诚待人。“你用诚心对待别人，别人才会用诚心来对待你。”曹阳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从中文到经济学研究的跨越者
出生于1955年的曹阳，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1972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曹阳便被下放到了通城县城郊。由于并不安于农村生活，在知青群体中表现积极，曹阳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公社团委副书记。1975年，曹阳被公社推荐至咸宁高师班（现湖北科技学院）读大学，成为一名中文系学生。
曹阳从小就喜欢文学，初中便涉猎了不少中国古典小说，大学三年虽然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被体力劳动所占据，但中文专业的学习还是给他奠定了文学鉴赏和写作的基础，他课余练笔的小散文还曾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
后来的研究生阶段，曹阳利用空闲时间看了大量小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曹阳在学术研究之余的一种重要调剂。有了这样的经历，使得曹阳对于学生的中文水平非常重视。他认为，中文功底对于任何一个学科都非常重要，因此每次招博士生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考察学生的中文能力，“最起码文章要写得文从字顺吧。”
虽然没有做过作家梦，但曹阳的文学功底还不错，其散文写得平和厚实，不饰虚华，常常是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这在他所写的怀念导师董辅礽的文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这篇文章中，曹阳总结了导师董辅礽的学术贡献，并回忆了导师与自己的情谊，其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师生情谊，感人至深。
曹阳走向经济学研究道路要从考研的时候说起。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研究生招生考试，曹阳报考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但遗憾止步于复试。第二年，曹阳再次报考，被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师从早年自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经济学系副博士毕业的王启荣先生。
王启荣先生1953年便到了华师工作，是我校老一辈经济学教授，受前苏联传统的科学训练影响，对科研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强调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的数据。王启荣对于学生论文的要求也丝毫不含糊，每篇论文都要求要有新发现，而且文献出处也必须丝毫不差。
正是在王先生的严格要求与言传身教之下，曹阳从中文系的思维转换到经济学思维，奠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基础。1982年，硕士毕业的曹阳留校任教，在政治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曹阳已经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学术敏感性，在市场经济和农村经济两个前沿领域都做了探索，基本上确定了此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19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还对市场经济心存疑虑，甚至将其与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捆绑，曹阳此时便敏锐地意识到，市场经济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根据自己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曹阳写作了《历史的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史》一书，得出“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同时也是我们的最终选择”的结论。“这在当时肯定不是主流观点，不过那时候年轻嘛，在学术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曹阳说。
对于学术敏感的曹阳没有料到，这部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完成的书稿，由于种种原因，拖延了四五年时间，直到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通过党的代表大会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才得以公开出版。此后，市场经济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曹阳虽然一直有兴趣但研究重点转到了另一个领域，即专注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