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献 史林

说起德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和德国先进的制造业。在很多人眼里，德国也是一个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华中师范大学，就有一位学习和研究德国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他就是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邢来顺教授。

一号楼203办公室里，茶几、资料柜、办公桌上都堆满了书籍、期刊、资料和论文，一片杂乱景象，以致前来拍照的摄影记者不得不把堆得很高的书籍往书桌两边放置，不然就挡住了镜头。

书桌的一边，放着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德汉词典》，那正是邢来顺研究生时代学习德语的工具。词典纸页已经发黄，前面几页都被翻破了。

“好厚！”记者拿着词典说道。“这本词典不厚哩！时间长了，也发现其中有些错误。家里还有大部的杜登德语词典，一卷卷地都是按字母来编的。”满头银发的邢来顺在旁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词典的大小。

从“厂长”梦想到治史学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安徽，高考考生多，但录取率很低，只有4%。当时的邢来顺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结缘德国史，走上一条治学之路。

邢来顺的父亲是当地社办企业的厂长，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他，梦想就是超越父亲，将来做一个国企的厂长。他最想读的是安徽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之后能够做管理工作。但他的高中老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老师力荐他选择了该校历史系。正是这个志愿，改变了邢来顺的人生方向。

当时国家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比较少，毕业包分配。根据邢来顺的成绩，毕业是可以分个好单位的。但受一位老乡考研成功的激励，邢来顺大二时就决定毕业考研，继续深造，学习其喜爱的世界近代史，而不是参加工作。

凭借自己扎实的专业功底，邢来顺以初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后来从导师那里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邢来顺说。初试之后接着就是复试，看着身边考研的同学一个个接到通知去参加复试，邢来顺的心却一直悬着，因为他一直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书。最后，焦急等待的他收到的却是一张直接录取的通知书。后来从导师那里得到的答复是：不用参加复试。原因有两个：一是考虑到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两地距离太远，要花一大笔交通费。二是笔试成绩第一，总归是要录取的。

到了东北师大，邢来顺师从著名世界近代史学者姜德昌教授，攻读德国史专业。学习德国史，首先要过语言关，德语也就成了邢来顺的必修课。邢来顺买了一本德语词典，从零开始学习德语。德语老师性格开朗，循循善诱，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学好德语的信心。而本科毕业时同学一句“推倒柏林墙”的期待和他早日步入德国史研究领域的渴望则成了他学习德语的巨大动力。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可以借助词典阅读德文原版著作了。

当时的德国史资料缺乏，除了极少量的相关中文著作外，能利用资料的主要是英文和德文等外文著作。由于他天天去图书馆啃书，与系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图书馆外文采编部的义务选书员。因此，每当图书馆新进相关外文资料，邢来顺通常能最先得到消息，有些书甚至还没有编目上架他就能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先读为快。

初次接触德国史，还是邢来顺读中学时，他偶然看到一本讲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小册子。书中的俾斯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推行“铁血政策”，镇压工人运动，不断发动战争和扩张的狂人。所以，攻读硕士学位时，他的好奇目光集中到了这位德国政治家的身上，很快沉浸于俾斯麦的世界中。他阅读各类俾斯麦的书籍，深深地为这位政治家的高明外交策略所吸引。

随着文献阅读的不断积累，邢来顺心中的俾斯麦的形象逐渐被改变，认为这位德国宰相并非像传统看法那样，是一位好战斗狠的统治者，而是一位圆滑高明的政治家。于是，在最初的学术冲动之下，他拿起笔写了一篇与我国学界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关于俾斯麦的小论文，发在了学校的研究生学报上。有一天，有老师告诉邢来顺，说他的一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邢来顺赶快找来人大复印资料，原来是他在研究生学报上发表的那篇题为《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与欧洲和平》的论文。

如果说大二时，邢来顺就下定决心并着手准备考研。研究生阶段的他，也比一般同学稍早了一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候，他就写好了学位论文，送交给导师修改。几天后，导师对他说：“你的论文写得挺好，不需要改了，直接拿去打印吧！”

还有一个多学期才毕业，邢来顺并没有到处闲逛，而是又去泡图书馆了。当转到港台书库时，邢来顺被一排排的武侠著作吸引了。他几乎读完了架子上所有的武侠作品，尤其是金庸和梁羽生的，一本也没有落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高校的“抢手货”。因爱人之故，武汉成了邢来顺的首选，拥有张舜徽、章开沅等名家的学术重镇华中师大成为其工作的向往之地。为此还发生过一场小误会。有一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的负责人把他叫去问道，“你爱人在武汉，你自己也说去华中师大工作，怎么又要去西北大学了呢？该校要你的档案，我们要确认一下”。邢来顺于是向那位负责人作了解释，明确表示只想去武汉。“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可能是有人想要我过去的，我差点就成了西北大学的人了！”邢来顺笑着说。

1988年，邢来顺从东北来到武汉，成为华师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后来，妻子也从另外一所学校调到华师政治学研究院。夫妻两人，一个专注于东南亚，一个倾心于德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