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6日，杜传贵在武昌火车站上车，喝着啤酒、啃着鸭脖，坐了一个通宵，抵达广州，来到了创办不久的广东经济出版社（以下简称“广经社”）工作。为什么选择出版？杜传贵说，打从开始识字起，他就在阅读中成长。小时候，他喜欢读报，并习惯将喜欢的文章剪下来贴好，装订成小册子，随时翻阅，也会借给同学，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小书”。读书是他的一种挚爱，也一直有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梦想，能把兴趣爱好和事业结合在一起，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走出乡间

农历1963年12月，杜传贵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作为长子，杜传贵从小就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五六岁时，便开始分担家务、干农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半醒中准备柴禾煤块生火。在学校，他是班长，掌管着教室的钥匙，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

1979年，杜传贵高中毕业。当时江西的升学政策是，高考和中专考试只能择一，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杜家而言，长子早工作赚钱帮补家里更为现实。父亲让杜传贵选择了中专。

1981年，杜传贵从都昌县师范学校毕业，进入一所中学教书，教过数学、音乐和英语课，最多的还是英语课。

当时，英语对杜传贵来说，是件颇有吸引力的新鲜事，学英语成了他的爱好。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有四五年时间，他每晚坚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点钟的陈琳英语节目。

杜传贵所教的班级，成绩在学校是最好的，他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校优秀教师。1985年全国第一个教师节，作为乡镇教师的代表，杜传贵获得了都昌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1990年，杜传贵离开都昌县到九江市参加成人考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出生地，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精彩。回都昌后，他独自爬上了一座山丘，站在顶上往远处看，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蓝天高远，天上是飞过的鸟。他内心萌发了一个冲动：我要去闯闯！从此，杜传贵像放飞的风筝，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1993年，杜传贵在江西省委党校脱产读完了两年管理学后，完成本科学业；同年秋天，他以出色的学科成绩，通过了国家统招的研究生考试，前往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是杜传贵走出江西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人生的加油站。他就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社会分层秩序变革与机制建构的理论分析》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6年第一期全文转载。

广经社经济理论编辑室，是杜传贵出版人生的起点。这是一个崭新领域，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杜传贵抱定了笨鸟先飞的心态，一边学习出版知识，一边深入书店了解市场，以求尽快进入角色。

单位给他在越秀区下塘西路安排了一间9平方米的宿舍，位于一栋老楼的一楼，光线昏暗，白天也得开灯。

半年后，妻子和孩子从江西老家来到广州，一家三口开始了蜗居生活。一张床，一个书桌，9平方米的屋子就挤满了，儿子在阳台上搭了个小床。杜传贵跟儿子共用那一张书桌，儿子写作业时，他要么去单位加班，或者盘腿坐在地上，以床为桌。这成为常态。没几年功夫，颈椎就出了毛病，医生开玩笑说：“40多岁的人，60岁的脖子。”

闯进经济学圈

杜传贵事业的起步比同龄人晚了许多，但他的选择与坚持，让他实现了后发先至。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是他入行不到两年，跟广经社总编辑丘克军一起策划的选题。其基本思路是要在新中国50周年之际，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新中国近50年的发展历程，凸显中国经济学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20年之际，系统地总结反映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

1997年冬天，杜传贵拿着几经修改的出版策划方案，独自去了北京。他想找张卓元―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知道，从新中国50年出版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遴选出10种，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要做到公正、客观、权威，非一流的专家学者不可。

杜传贵的出版眼光、胆识和细致的方案打动了张卓元，他愿意领衔组织论证编辑委员会。

此后，杜传贵前后奔走解决了版权等一系列问题，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个“系统工程”。最后入选的十本书，包括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于光远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厉以宁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等。

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理论著作、改革发展中的经济学经典、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并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其中好几本重印几次。

这套书的成功，不但让杜传贵有了底气，也让他跟经济学家圈子结下了良好友谊。他抓住时机，策划了一套《评说中国经济》。策划思路是：组织一批站在经济学理论高地的大家、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及研究人员，扎根于改革开放实践，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经验，透视剖析现实经济热点、难点，提出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对策、建议，勾画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杜传贵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出马，组织了强大的作者队伍，包括高尚全、桂世镛、周小川、王梦奎、厉以宁、吴敬琏、樊纲等10余位中国经济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经济学家。

经世致用的广经社一直走市场化道路，这让杜传贵养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出版的思维模式：要跳出编辑做编辑。在出版社总的思路与理念下，他不断探索经济类图书的市场规律，努力寻找市场盲点、冰点、空白点与制高点，逐步摸索出了注重社会效益、着眼市场效果的选题策划思路与操作模式。

天道酬勤。出色的工作成绩，1996年入行的杜传贵，在1999年广东省职称评审中，从无任何职称的普通编辑，破格评上了副编审。这个罕见的双破，至今还是广东出版界的佳话。

2002年杜传贵竞争上岗，担任广经社副社长，工作重心由学者型编辑向企业管理者转变，也进入了出版新境界，他说：“出版人应该是个杂家，他必须把经营视为整体，品质、成本、效率、推广、调度、营运，编辑、行销、财务、库存，全部都要熟悉，要‘眼睛盯着市场，脑子想着选题，心中装着读者，手中算着效益’。”

广经社的经历让杜传贵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有了全新的认知，眼界大开的他，思考问题有了更多的维度。

力挽危局

2004年12月，杜传贵告别已工作8年多的广经社，走马上任广东语言电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语言社”）社长一职。告别欣欣向荣的财经图书市场，投身呈下滑趋势的电子音像市场，对杜传贵而言，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当时，语言社可谓内忧外患。内部资源流失，本版产品非常少，动销品种不到10个；一批出版人才出走，人心涣散；连续多年的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不断有债权人上门讨债。有几件事让杜传贵记忆深刻：有两次早上他还未上班，债权人就堵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一个客户为追讨欠款，一怒之下踢坏了财务部的门，甚至威胁发行部经理，说要砍掉他的手；还有一个客户为了要回款项，威胁要找人来出版社拉横幅、静坐。而外部环境同样残酷，电子音像出版物业态、读者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国有电子音像出版单位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新入电子音像出版江湖的杜传贵，能扭转危局吗？

杜传贵到语言社后，找每一个员工谈心，接着召开全社员工学习研讨会，明确工作重心：“打基础，求生存。”

他把突破口放在开拓有自主权、话语权、市场影响力的新产品上。2005年，语言社的本版产品达到40个，其中《三国演义》、《写字》列入中宣部等八部委推荐的全国优秀电子出版物，这一年发货的码洋远超2004年。

除了新产品的开发，杜传贵还带领团队，抓住重点客户、重点产品，增加有效发货，仅用一年将退货率从50%降到18.4%。

工作上，身先士卒、苦挖新利润的同时，杜传贵倡导降低管理成本，从一张纸、一次出差做起，积少成多。在语言社期间，他每月的总收入与广经社时相比，少了一截。

语言社快速步入良性轨道，杜传贵到任后的第一年，实现减亏；第二年，成功扭亏。

2006年8月，广东省出版集团对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以下简称“海燕社”）、语言社进行战略整合，杜传贵成为“新海燕社”社长，受命主持全面工作。

杜传贵大刀阔斧对两社的业务进行重新整合：海燕社主做教育类电子音像出版物，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品牌核心；语言社专注于语言类电子音像出版物，这也是品牌突破方向。

在新产品开发上，杜传贵要求海燕社应率先在动漫、网游、多媒体传播领域发力，做动漫和网游产品。由此，海燕社陆续推出了少儿动漫《Q城宝贝》，网游产品《亮剑》、《绿野仙踪》、《星河无极》等。这些新产品，陆续成为品牌亮点和效益新增长点。由他策划的《Q城宝贝》、《心灵拥抱》分别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提名奖和特别奖。

2006年，是中国书业风雷激荡的一年。杜传贵抓住了政策机遇，在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下，海燕社成功将中小学教材中的录音带纳入地方政府采购。2007年，海燕社实现利润307.21万元（2006年同期利润为11.5万元），取得了突破性增长。

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起引进《小屁孩日记》，中文版至今总销量已超过600万册。

“广东模式”

2008年4月，45岁，杜传贵被提拔为广东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分管数字出版、报刊业务和教材教辅工作。

彼时，面对中国出版格局被资本和技术颠覆的不可逆趋势，广东省出版集团管理层意识到：数字化不可阻挡，要有所作为。2008年，出版集团成立了新媒体出版中心。

当时，业内不少人对数字出版还有点找不着北，遑论赢利。杜传贵提出要让数字出版接受市场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地找到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在他的推动下，2009年初新媒体出版中心进行了公司制改建，在全国率先成立独立经营的数字出版公司，开始市场化探索。

突破口在哪里？杜传贵要求数字出版公司深入学习和借鉴国外传媒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数字出版公司在全国创新性地提出了数字出版的业务框架：围绕数字阅读、数字教育两大业务板块，根据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的运营模式。在此后的实践中，这一业务框架在业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现在各大出版集团的数字公司基本都是参照这一框架搭建架构和开展业务。

作为数字出版的基础性工作，南方出版传媒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元，构建内容资源，整合管理体系，陆续建设集团的VPN网络、出版ERP系统和数字内容库系统，大规模进行纸质图书数字化，制定数字内容管理制度，这些举措进一步理清了集团长期累积的内容资产，为内容资源实现二次开发和运营做好准备。

同时，南方出版传媒不断跨越传统出版的边界，进入全新的空间，广泛地对接新媒体产业链各方。与广东移动、广东联通、广东电信三大运营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接入阅读基地、音乐基地、动漫基地；与30多种新媒体渠道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与中兴通讯（000063,股吧）、美国培生、麦格西等知名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形成了数字出版的良好布局。

敢为人先的效果显而易见，数字出版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实现了盈亏平衡，此后逐年增长。集团发展数字出版的经验和成效得到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充分肯定和业界的广泛认可，获得了诸如“数字出版风云奖”等殊荣，杜传贵也多次在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介绍经验。他总结道：在合作领域上更开放一些，在盈利模式上更务实一些，在运营理念上更超前一些，这就是数字出版的“广东模式”。

不忘初心

2009年12月，广东省出版集团以主要经营性资产和业务进行股份制改制，成立了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方出版传媒”），杜传贵成为公司首任总经理，全面主持旗下图书、报刊、数字出版、发行、印务、投资六大业务平台以及19个子公司的运营管理。

下面一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传贵作为管理者和指挥者的业绩：从2010年到2014年，南方出版传媒的总资产由33.07亿变成63.83亿，增长93%；净资产由11.01亿变成25.80亿，增长134.3%；年营业收入由25.44亿变为45.67亿，增长79.5%；年净利润由1.87亿到3.54亿，增长89.3%。主要经济指标保持高速增长，这是南方出版传媒上市工作顺利推进的基石。杜传贵在定位自己的位置时，反复强调他只是执行层面的操盘手，是董事长和公司战略的执行人。对此，董事长王桂科是这么评价的：“杜总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

在杜传贵的身上，既有脚踏实地努力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企业集团的一面，又有对自己认定的出版价值观坚定追求的一面。总经理位置上，他念兹在兹的仍少不了图书，虽然当家后，六大板块的管理运营纷繁复杂，但对一线图书出版仍时时不忘，事事关心。他对一般图书出版有明确的理念：在主题出版上，要“抓时机、不缺位、有贡献”；在重点出版中，要坚持“岭南特色、题材厚重、文化传承”，打造有较高学术思想价值、传之久远的标志性出版工程；而品牌出版，则应坚持“专业方向、板块建设、产品线操作”。《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加强一般图书指导意见》实施多年，杜传贵作为总经理，在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上从不吝啬。正是这种理念、眼光、气魄，推动了一大批精品力作问世：《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中国道路》《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广东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干部系列读本》《红高粱》《小屁孩日记》等。从2010-2014年5年间，南方出版传媒出版的图书共获得大小558个奖项，其中国家级21项，省部级401项。

当花城出版社出版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在杜传贵心中激起的，仍是小时候就融入血液里的对书、对编辑出版的热情和爱。他说：“出好书，是他的梦想。”“一本好书，影响的不只是当下，而是几代人。”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杜传贵2012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3年获首届南粤出版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14年获中国出版界个人最高荣誉奖：韬奋出版奖。

接踵而来的荣誉并没有让杜传贵自矜。他将之归功于组织，归功于无数帮助、支持他工作的同事。对接纳、包容、成就他的广州，对理解、鼓励、给他爱的家人，更是心存感激，满怀愧疚。

“总有一种声音让我心生感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也许正是源于这种感动和追求，让他不敢辜负，也不能忘记，并为之躬行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