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严鹏的专著《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获得了第十二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本著作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被封锁状态下国家工业的演化机制，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除了研究“历史学”之外，严鹏还在“工业文化”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进行了近八年的探索。谈及研究初衷，“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吧。”严鹏这样告诉记者。

现实关怀牵引研究动力

中学时期，严鹏就涉猎广泛，阅读了大量课外书。“像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著作当时都读了。”国家兴衰和现代化问题让他非常感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严鹏选择了历史专业，因为他觉得历史学包罗万象，自己想要探究的东西都包含其中。2003年，严鹏考入华师历史文化学院基地班就读。

2020年6月，在福建泉州安溪县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介绍安溪茶厂铁观音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利用

本科期间，在基地班的“导师制”之下，严鹏先后跟着几位老师学习过古希腊史、印度史、西方政治思想等。不管在哪个领域，严鹏的关注点始终是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在撰写古希腊史论文时，他会自觉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雅典与斯巴达大战的起因。“这个问题就是后来成为热点的‘修昔底德陷阱’，当时我确实是有感于现实中的大国关系而写的，写出来后指导老师晏绍祥教授认为还不错，但我一直在补充材料，没有投稿发表，后来不了了之，没想到十年后这个问题‘火’了。”严鹏在笑谈道。

大三时，严鹏选择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作为正式的专业方向，也是因为他感到这个方向贴近中国现实，能够直面很多现实问题。他的导师彭南生教授重视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强调历史学学生做经济史要“换脑筋”，多向经济学者请教，正与他本人的志趣相契合。在彭南生指导下，严鹏正式踏入学术之门，此后留在华师硕博连读。

在现实关怀的“牵引”下，严鹏一直向着新的领域探究，学术视野不断丰富。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书中谈及的演化经济学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主张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并强调经济演化规律具有国情特殊性，经济学研究要与国家利益结合。严鹏顿时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怀着试一试的心情给贾根良教授写了几千字的电子邮件，阐述自己的想法。令他惊喜的是，贾教授随后也回了将近万字的邮件与他探讨交流，并给他开出书单。就这样，在频繁的电邮往来中，严鹏成了贾根良教授的“私淑弟子”，成为中国演化经济学界继承历史学派旨趣的中坚力量。

2013年，留校任教后，严鹏又跟随复旦大学经济史名家朱荫贵教授做了两年在职博士后。谈起选择去复旦做博士后的学术渊源，严鹏表示：“朱老师本科学的是历史，研究生受的经济学训练。经济，在中国古代意味着“经国济民”，比起‘为学术而学术’，我还是更赞同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传统，不管我踏足哪一个领域，这一点都没有变化。”放长视野来观察当下，从长期角度来思考现实，是工作在历史文化学院的严鹏的姿态。

工业文化护航中国制造

2014年，几乎没有人从理论角度提过“工业文化”这个概念，偶尔有人提及也只是泛泛而谈。此时，中国虽然早已是“世界工厂”，但工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上仍长期被贴上价廉质次的标签。在严鹏看来，“中国的工业发展需要靠文化护航”，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涉及对工业发展的认同感，从历史上来看，拥抱工业文化的民族与拒绝工业文化的民族是有截然不同的命运的，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文化，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勤奋务实的劳动精神，才能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为此，他开设了《工业文化与工业旅游》这门通识选修课，并开始系统地构建工业文化的理论体系。

2020年11月，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铁组装车间调研

严鹏对工业文化的认知与工信部不谋而合。2014年，工信部成立了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致力于从政策层面推行工业文化。2017年1月10日，华中师范大学与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共同组建成立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严鹏担任副主任。作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工业文化研究机构，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工业文化基础研究，并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业旅游与工业文化研学的开展，提供智力支持。

如何发展工业文化，塑造中国工业新形象，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一直是严鹏关心与思考的，也是他近几年研究的重点。在2020年出版的《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一书中，严鹏对弘扬“工匠精神”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当代的智能制造已经展现了工匠精神工具化的可能性，工匠精神在未来的演化必然由智能制造的发展决定……培育工匠精神要有前瞻性与规划性，就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与先进制造业。”

严鹏笃信，要把工业文化研究做得扎实，决不能躲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要深入企业与生产现场。一年当中，严鹏常常有超过一半时间在外地考察，到工厂调研。“生产现场是最好的学校，企业是最好的老师。”这是严鹏作为一名工业研究者所信仰的研究方法论。

对严鹏来说，聚焦工业文化，是偶然更是必然。从“中国工业发展需要靠文化护航”到“靠发展智能制造贯彻工匠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驱使着严鹏在工业文化研究的领域日益精进，为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迈进献智献策。

研教相辅育人自有心法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老师来说，科研是首要任务。忙碌于学术研究和外出调研的严鹏却很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在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前，他经常一个学期开设三四门课程。对严鹏来说，讲课并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志趣：“一个学科要发展必须后继有人，必须从本科生开始培养。”

教学中，严鹏会把科研时产生的原创性的新知识融入课堂，与学生讨论、交流、碰撞，带着他们探究学术前沿，并从学生的反馈中寻求灵感，调整学术写作的文字风格。

教书育人，严鹏有着自己的心法，认为“学术能力的提高和实践经历密不可分”。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本科生褚芝琳就是严鹏这一育人理念的受益者。在严鹏的指导下，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企业史研究的褚芝琳走访了多家海内外企业，撰写的考察报告被收录在CNI优秀集刊《工业文化研究》内，相关调研成果还成功申报了国创项目B级立项。如今，她已保研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即将开启一段新的研究征程。回望自己的大学生活，褚芝琳觉得，多次的学术实践经历，助力她在研究过程中接近“真知”，为她的学术探索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每个学生的基础、追求都不一样，不可能用一个模子去铸造。”严鹏还主张尊重学生发展的多样性：“研究生主要培养能力，本科生则需多读书。无论学生今后怎样发展，我觉得‘务实’应该是他们在学习、工作中应当具备的品质。”

“初高中的历史教师举足轻重。只有培养好师范生，才能发挥历史对于国家民族的作用。”严鹏知行合一。每年他都会担任师范生实习的带队老师，一些已经毕业的师范生，当他们工作有需要向严鹏求助时，他也会给予一些课题、项目上的支持。

十数年的治学生涯，严鹏始终保持着现实关怀，坚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学问。谈及今后的规划，“效率”是他的关键词。“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去做，无意义的事情我会尽可能断舍离”。细化对产业与企业的研究，去更多的工厂实地调研考察，进一步完善工业文化的理论体系，支持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协助各界力量推动工业文化研学与劳动教育，是严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