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是华中师范学院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刚从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不久的学院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如何整合来自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广西大学、海南师范专科学校、南昌大学等校的人才和力量；如何适应共和国对基础教育人才的迫切需求，凝聚办学理念，确定办学原则；如何使不同来源学校的不同办学模式迅速形成合力，进而建设一所构成合理、运行规范的现代大学。学院的发展急需一位资深的教育家为学校未来发展把舵领航。

此时，“才高、智大、胆小”（周恩来对杨东莼的评价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历史学家、教育家杨东莼先生得到了中央教育部和中南行政委员会的青睐和信任，被委派担任华中师范学院办学转型期的主要设计师和领导者。杨东莼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他对高等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和不断实践，缔造了新中国早期华中师范学院的校格，并对学院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用心办学，心系师生”的管理风格

1954年春，杨东莼从广西大学调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上任后，首先是扎到师生中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其平易近人的工作风格得到了学院师生的一致好评和喜爱。章开沅教授回忆说：“杨东莼先生的到来，立即赢得了华师师生的信赖与亲近，仿佛是一阵春风吹拂着校园”。

担任院长期间，杨东莼走进师生，亲自抓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常常与一年级的新生进行交谈，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存在困难，询问学生对改进学校办学的建议。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学生宿舍、课堂、食堂，亲身体会学生在学院求学的感受。他常常与学生交谈，了解学生的想法，发现问题后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妥善解决，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上无后顾之忧。

在杨东莼的关心下，1957年1月和4月，学院分别出台了《华中师范学院试点学生食堂管理办法（草案）》和《华中师范学院学生食堂分食制暂行办法》，分设学生食堂和分食制食堂两种供餐方法，既照顾学生生活，又满足不同经济条件者的用餐需求。

除了心系学生，杨东莼也时刻关心着教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他提出：“学校教工在一个单位往往是干一辈子，宿舍应该盖得稍微宽敞一些，适用一些，使得大家得以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在杨东莼“悉心照料”下，学院教职工可以心无旁骛地潜心治学、格物致知、上下求索。

50年代，学院推行教学改革“试验田”计划，校领导亲自挂帅，蹲点指导各院系教学改革，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杨东莼成为了物理系55级“试验田”的负责人。

物理学院李来政老师回忆道：“他作为一个文史学者，却不止一次来我们课堂听数学课，听物理课，还经常用业余时间召开55级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指导教学。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要学生珍惜学习机会，努力上进，联系实际，研究问题，关心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是强调师德的养成要从身边的事做起，他亲手为学生整理衣扣，要求学生平时就要衣冠整洁；三是重视概念教学，他强调教学过程中，对‘概念’的理解一定要准确，不能含糊，运用时一定要正确，表达明白。”

杨东莼对学院师生的真心关怀，使来自多个合并院校的师生快速地感受到学院“用心办学，心系师生”的暖心服务。不同技术专长和教学风格的老师，五湖四海来汉求学的学生，均在这里感受到了如沐春风的关怀。学院很快度过了“转型阵痛期”。

“自力更生，培养师资”的治校战略

杨东莼十分重视学院师资力量的培养，这份重视体现在他对教师教学能力和道德品质方面的高要求，以及对学院“自力更生”发展师资的坚定决心。1954年5月4日，华中师范学院举行首届行政会议，杨东莼主持会议。会议就师资培养问题达成共识：学院培养师资以自力更生为原则，老教师要考虑如何提高，青年教师考虑如何培养。具体做法有：采取“带徒弟，传手艺”和互帮互学的培养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派青年教师到外校去进修；派青年教师到中学去教课，实地练兵。

这一时期，学院师资培养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例如：师傅带徒弟、老师傅协助新师傅带徒弟、集体帮助、分工负责等，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汇报、谈话、查阅笔记、测验、期末小结等检查。1953年至1955年，学院先后选派出53位教职工前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学习和进修，极大了开拓了学校教职工的视野。

杨东莼指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该避免教条主义和照本宣科，要结合实际调研，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平日加大阅读，扩大知识面，将精华传授给学生。面对教师强调个人兴趣，有小专业思想，不愿研究教学法，只想多搞研究等问题，杨东莼认为，教师应该热爱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一个人是否有成就，不在于专业前景，而在于个人努力。学校支持老师们的科研工作以及继续进修，但是教师不能固步自封，不能因为暂时的成绩而想着喘一口气，也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使自己束手束脚。

杨东莼对学院师资能力的严要求，使学院教职工聚焦到“教学”能力提升这项关键任务上来，学院稳步改进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他对教师教学思想的关心，使学院能够立足“师范”，立德树人，为全国高等教育教学树立标杆。

“百家争鸣，进军科学”的科研理念

1954年8月，在杨东莼领导下，华中师范学院正式提出开展科学研究的任务，老师们围绕教育等问题展开多项科学研究。1954年暑假后，学院教师提出150项课题，着手研究的有69项，完成16项；1955年，共提出178项课题，完成93项，计划以外的完成18项，两年共完成127项。数据显示，学院科研建设初期得到了广大教师的积极响应，科研成果落实情况不断提升。

1956年，在学校提出突出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并贯彻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后，校园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1957年4月15日，杨东莼主持召开了华中师范学院第一届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他表示“应当热烈拥护党中央最近提出的‘积极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师生们从讨论会的十几个题目开始“鸣”起来。这次会议表明了华中师范学院向“科研型”院校发展、向科学进军的决心。

文学系、历史系、教育系、教育政治系、俄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体育教研组等系组的老师们围绕“向科学进军”的会议主旨，做了50篇专题报告。例如：高庆赐的“同义词研究”、林之棠的“硕鼠诗的现实意义”、张舜徽的“古代文字在构造和运用中相反相成的原则”、章开沅的“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韦卓民的“对法朗士、培根关于科学研究问题的贡献和他的逻辑归纳法的估价与批判”、詹剑锋的“老子之“道”非物质的么？”、薛诚之的“若干较难的俄语语音和汉语语音的比较及辅音同化问题”、杨善基“规尺作图与初等几何复习研究”、韦宝锷的“宇宙射线空氧小簇射的现状及展望”、李家光的“论分子中原子或原子团组的相互影响”、李琮池编写的“动物学（一）教学参考书”、何锦芳的“体操课中的保护与帮助”等。

师生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华东师大、新乡师院、江西师院、广西师院、中山大学等院校的13位老师和武汉市的学校、机关团体的千余位来宾也踊跃发言。这次百家争鸣的学术盛会，极大地激发了教师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

杨东莼将科研作为学校发展的支撑点，不断巩固学院的科研实力，使学院不仅力争在教学实力上成为全国翘楚，在科研能力上也力争上游。他“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对转型期的华中师范学院定位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搭建平台，助推科研”的管理思路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学院亟需搭建一个平台开展学术交流。为了适应和推动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发展，学院开始筹措出版学报，并成立了《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杨东莼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2月28日，在杨东莼积极倡导下，学院出版了学术理论刊物《华中师院学报》，刊物成为全校师生展示和交流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的创刊是学院科研水平快速发展的结晶。创刊号刊有张舜徽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及其读法》、高原的《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学习斯大林同志的科学态度》等十篇文章。《学报》创刊后，师生科研热情进一步高涨，“求真治学”“格物致知”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

1955年到1957年，学报共出版了6期，发表论文、译文62篇，其中哲学社会科学40篇章，自然科学22篇章，约100万字。这一时期的学报文理不分版、不定期、篇幅和出刊时间也不确定，刊文具有“重视学术质量，学风严谨，文风朴实，学术品位较高；重视学习苏联；重视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的特点。《学报》成为了师生宣传、推广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联系实际，重视实习”的培养方式

在任期间，杨东莼高度重视教育实习，倡导师资培养需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检验。1953到1957年的四年间，学院共举行了9次教育实习，5774位学生参与了实习。杨东莼、邵达成、石声淮、邢福义等多位校领导和教师参与指导了教育实习。

1954年上半年，在学生开展实习之前，杨东莼亲自参加教育实习委员会举行的首次会议，对实习问题提出指导意见。他视察了附属工农速成中学、附属中学、省实验中学和省一中等实习学校，认真听了学院实习生的课堂试教，并参加了评议会。

在1955年华中师范大学第五届教育实习动员大会上，杨东莼做了动员报告，并对教育实习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搞好团结；二是指导教师必须对实习工作全面负责；三是保证教育实习的质量，实习生严格遵守实习生守则”。

据刘兴策老师的《华中师范学院教育实习日记（1955年度）》记载：“我们这次实习的规模比以前任何一届都大，参加实习的同学有1100余人，占全院同学的三分之一，实习指导教师有150余人，占学校干部的三分之一。我们要在武汉的二十个学校试教200班左右，实习班主任的班级有100个”“我深深地记得杨院长对我们的告诫，在实习学校一言一行都要谨慎，要在一切方面做学生的良好榜样，要爱护我们学院的集体荣誉。我一定要拿出行动来！”

除了重视教育实习，杨东莼还提出，国家培养的师资，应积极地响应基层教育需求，服从国家分配，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在他的倡导下，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申请前往艰苦的地方和偏远山区工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些既具备扎实专业素养，同时经过基层实践检验的青年“师资”，逐渐成长为中南地区中小学教育的骨干。

多年的求学和研究经历，以及多年的实践探索，让杨东莼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以后，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贯彻到学院办学工作中。教育实习作为师范教育贴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一个缩影，显现了他对师范院校办学要旨的深刻认识。

“多元共进，发展函授”的办学模式

1956年，国家提出普通教育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要求高等师范院校“多快好省”地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对于国家大力发展普通教育的艰巨任务，杨东莼既感到使命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结合学院办学的客观情况，他提出，学院应把求多求快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好和省的前提下求多求快。学院单靠发展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能适应国家教学发展的要求，还应同时创办和发展业余高等师范教育，即创办和发展学院的函授部、夜大学。在学院本科教育大力提升中小学师资质量与数量的同时，能力不足的教师，可以通过业余教育逐步提高自身教学科研水平。

在杨东莼的领导下，1955年，华中师范学院开办函授专修科。第一届开设语文、数学两个专修班，各招函授生120名。学院函授专修科招生范围主要为湖北省具有高中或中等师范毕业文凭及以上程度的中等学校在职教师，报考后以函授生自学为主，专业讲授为辅的形式开展教学，以方便在职教师开展业余学习。同时，学院创办了《函授教育通讯》作为分享函授教育心得，开展函授教育研究的平台。

函授教育的建立，既丰富了华中师范学院的办学方式，又解决了当时国家缺乏师资的燃眉之急。在职教育的兴起助推了建国初期学院人才培养的快速发展，学院逐步形成了全日制脱产教育、函授教育、夜大教育多元共进的办学模式。

“整合资源，以史育人”的育人探索

作为一位历史人文学者，杨东莼深知历史文物对彰显学校历史底蕴、服务学校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杨东莼对博物馆建设的大力支持及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定位，使博物馆成为了学院开展历史文化教育与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

1952年，学院开始筹建历史博物馆，将对钱基博、张舜徽等教授捐赠的540件珍贵文物和学院不断征集、接收和采购的大量珍贵文物进行集中管理和陈列。杨东莼来到学院后，高度重视博物馆建设，认为历史博物馆能够让静态历史与鲜活实际相互结合，是拓展教学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提出，历史博物馆要坚持教师教育的主要职能，并拓展博物馆服务教学的范围，如：利用博物馆促进国家文化交流、民族文化交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学师资教育等。为了使历史博物馆切实服务教学工作，他建议历史博物馆以“专业”和“实用”为建设原则，提出了“博物馆除了对文物进行集中陈列以外，需要按照历史时代进行排序陈列；在设备采买上，要贯彻‘节约、实用’的原则；设备和陈列都要贯彻‘面向中学’的方针；博物馆应长期开发，供师生开展研究和学习；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等建设意见。

历史文物不仅服务于高校历史研究，更要服务于师资培养、科普教育和文化交流。杨东莼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的肯定，体现了他将馆藏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促进“口头传教”转向“参观互动式教学”的创新思维。这也为学院后来打破课堂空间限制，大力发展实验和实践教学奠定了基础。

杨东莼对华中师范学院发展倾注的心血和努力得到了师生员工拥戴，1957年初，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准备将杨东莼院长调离华中师范学院，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十分惋惜。中文系胡仲佑发文表达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敬爱的杨老还给我们，我们迫切需要他”的请求。

虽然杨东莼1957年5月最终还是被调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但师生们的挽留充分说明学生们对杨院长的尊敬与爱戴。马敏先生评价杨东莼：杨东莼大家的风范、学者的气质和对人的关怀，确如和煦的春风，让人温暖；他那办学的理念、育人的思路，为华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杨东莼在华中师范学院仅任职三年，但他“用心办学，心系师生”管理风格、“自力更生，培养师资”的治校方略、“百家争鸣，进军科学”的科研理念、“搭建平台，助推科研”的管理思路、“联系实际，重视实习”的培养方式、“多元共进，发展函授”的办学模式、“整合资源，以史育人”的育人探索，奠定了建国后转型初期的华中师范学院的校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师人。

（作者为校档案馆馆员；校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