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介愚老书记是我敬仰的华师老领导之一。我很庆幸，在他晚年和他有过短暂接触，赶上了亲身受教的“末班车”。

1986年6月，介公和陶军应“华中师范大学港澳校友会”的邀请赴港访问，当时介公已年近八旬，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学校安排我随行。

港澳校友的热情让介公很感动，他在临行前精心准备了两样东西，一是他个人赠送给港澳校友会的礼物，另一样是他精心准备的发言稿。赠送的礼物不是在商店购买的，而是介公亲笔题写的一幅书法字画。他的书法原本就很有功力，但是这次他非常重视，很慎重，反复在旧报纸上演练后才正式落笔。发言稿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愧悔”二字。介公对人真诚，讲话都是发自内心，他考虑到港澳校友大都经历过“反右”时期，有的还受过反右扩大化错误的伤害，他很自责，于是在发言稿里使用“愧悔”一词。我建议他把“愧悔”二字改成“内疚”，但是他说：“这是我的心头之痛，如鲠在喉，当一吐为快，还是用‘愧悔’吧！”这份坦荡、这种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让我肃然起敬。

到了香港，介公不愿给港澳校友增加经济负担，执意不住酒店，于是我们就住到了校友陈喆家里。6月份的香港，天气炎热，室内没有空调，加上房间比较小，两位老人热得汗流浃背，陶军还风趣地说：“这不叫‘炎热’，应该叫‘温暖’。”这一语双关，把我们的感受转化为校友的热情。

介公一生清廉，5天的行程，只坐过一次公交双层巴士，其他全部是步行。离港时校友赠送了一只银制帆船作为留念，返校后，他立即上交给了学校。

介公生活俭朴，到香港时穿了一双很旧的皮鞋，据说是到朝鲜慰问时买的。到达香港后，皮鞋后跟的鞋钉冒出来了，走路刺疼，后来我用一块石头锤平了，他又继续穿着，事后他总夸我“修鞋技术”不错。在1989年初，他署名“新梅”将自己的储蓄全部捐献给学校作为教育奖励基金，也就是“新梅奖学金”。对此，我想到了那双老旧的皮鞋，不禁潸然泪下。

以上都是一些平凡小事，却见证了介公不平凡的一生，见证了他的高大。如今，桂子山上他带领的华师人培育的树木已长成参天大树，那就是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