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列学术之门，却对学术论文常生烦腻之心，累觉不爱，尤喜学术散文。经常写一些与学术相关的人与事，从中品尝学术的味道，探究生活的趣味，捉摸生命的奇妙。偶与友人分享这些学术轶事，总能产生共鸣，甚至改变对学术的看法，进而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张玉能先生是我进入学术的领路人，自然是经常出现在我的长短文之中。

与先生的交往，我充当的角色通常是倾听者，而我听到最多的故事，就是先生的奇特而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从小学、中学到博士、博士后，先生担任过中国教育体制中所有阶段的老师。先生是南京人，成长于武汉，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种历史阶段，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毕业之后，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被分配到湖北省黄石市某地的一个小学当教师，不久由于教学优秀提拔到当地的中学当老师，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先生每次讲到这里，都非常激动，由于恢复研究生招生才使得先生离开那个叫下陆的矿区。三十年后，当先生在我的陪同下去寻找下陆的故友，我怎么都跟不上先生的步伐，他小跑式地到处寻找，最后居然仅凭一点模糊印象，在一栋旧楼里找到一位三十年前的老同事。我想，那里肯定留下了他最美好的青春记忆，即使那记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但是那份情感却因岁月的积淀而变得越来越浓。

先生离开下陆，进入上海，“下陆”之于“上海”，对仗如此整齐，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先生的硕士导师是复旦大学著名的美学家蒋孔阳先生，蒋先生治德国古典美学，门下有曹俊峰、张玉能、朱立元等三大弟子，三位老师以年龄为序，分别研究同样以出生先后为序的康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三位德国美学家的美学思想。作为新时期首批文艺美学研究生，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向先生抛出橄榄枝，但是先生最后选择了回母校。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有一批年富力强的著名学者，如语言学的邢福义先生，外国文学的王忠祥先生，现代文学的黄曼君先生，当代文学的王庆生先生，民间文学的刘守华先生，文艺理论的孙子威先生、曾祖荫先生、彭立勋先生、王先霈先生等，这一批20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都是大腕，有些至今依然活跃在学术界，如邢福义先生、刘守华先生、彭立勋先生、王先霈先生等。其中彭立勋先生奉命南下创办深圳社会科学院，又是另外一段佳话。

先生回到母校中文系之后，数年之内就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两种期刊上发表论文八篇，迅速成长为学术骨干，因而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先后担任美术系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但是这些并非先生所愿，于是借助访学奥地利维也纳造型艺术科学院的机会，卸任行政职务，1997年回国之后重新回到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积累数年之后，自2004年以来，十余年间每年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依旧笔耕不辍，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领头人之一，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标志性学者。前些年，先生一直担任文艺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文艺学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也都在蓬勃发展，如王先霈教授、李建中教授等主持的古代文论，孙文宪教授、胡亚敏教授等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刘安海教授主持的文学基础理论，邱紫华教授主持的东方美学，先生则主持西方美学。各个学科方向及教授们都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因而被评选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仅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之后。2002年以来，教育部发布了三次全国高校学科排名，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从第一次的第12名，到第二次的第10名，到第三次的第5名，整体学科实力稳步提升；文学是传统学科，有近百年的学科历史，一般都是各大高校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能够在众多名校的学科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实属不易，先生所属的文艺学学科也功不可没。

我与先生的第一次交集，是在先生讲授的《美学》课上。有一次讨论课，我上讲台讲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还煞有介事地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出我的一些思路，最后好像还提出了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一点质疑。那时候我才大二，自持看过一些西方哲学和美学著作，以初生牛犊之势胡乱说一通，没想到却得到老师的极大鼓励，这也是我后来进入美学研究的原初动力，大概很多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由于知名教授的认可、鼓励和引导，最后进入了学术之门。当然，先生在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是指导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在先生的引导下，我选择了实践美学作为主题，由于那个阶段迷恋后现代主义，所以从后现代的视角切入实践美学研究。其实现在想来，这个主题与视角之间是有些错位的，但是当时得到了先生的肯定，或许在先生看来，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有什么不能尝试呢，就如同我后来对自己每次阴差阳错的选择所做的分析一样：沙子进了蚌壳的身体，最初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却成就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果然，我在与先生一次又一次讨论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获得了远比主题与视角是否错位的问题更有价值的收获。有一次在先生家中，先生指着客厅的一副中堂对联说，这是蒋孔阳先生写给我的，我给你念一遍，如果你能记住并运用于你的学术，将会受益终身。可惜我没有全部记住，只记得上下联的开头好像是“贯通古今”和“融汇中西”，虽然从先生那里只学到一点皮毛，蒋孔阳先生撰写的中堂对联也只记得关键词，但是依然受益匪浅。

前几年有次去拜望先生，先生已经搬到资深教授楼了，在家里只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二是带孙子。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留在武汉，另一个儿子复旦大学美学博士毕业留在上海，承续了先生的家学，其幸福的生活状态也是羡煞旁人。我跟先生谈到我的近况和想法：我当时已留在武汉大学工作，先生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持续做下去，一定能做成学术名家；我想去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先生也是同意的，认为北京是学术中心，可以开阔视野、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但是先生又担心我因此离开武汉、不再回来，虽然先生的担心最后变成了事实，但当时还是很热心地帮我联系王一川先生，当着我的面给王先生打电话：“一川啊，我有个学生想去你那里做博士后……这个学生不是我的博士，是我几年前指导的本科学生……他是做文艺美学的，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年轻老师……他只是跟你继续深造，还是要回武汉的啊……。”回想到这一段，既感谢先生的提携之恩，也愧对先生的指点和引荐，因为我再次选择了另一种学术方向。先生这一代人，一般都是从一而终，一辈子选定一个方向深入挖掘数十年，终成大家。

最令我敬重的是，先生把学术当信仰。有人说，所有学问到了最后都是哲学，哲学到了最后就是宗教，也就是一种信仰。先生可谓是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陪伴新中国，其信仰最后归结为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信仰，既不是政治标榜，更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红细胞，先生偶尔说到，马克思主义是我的信仰，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谋权获利的工具，我觉得他们玷污了我的信仰。

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买了一套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单行本，有些部分读过很多次，还写了三篇关于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论文，其中一篇因为文档储存问题而丢失，引为憾事。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先生的信仰影响着我，但是我至今仍未入党，既是因为不愿意频繁开会而牵扯不必要的精力，更是不愿意把信仰的事情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事情。同样，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还信仰一点点佛教，甚至对老庄哲学也感兴趣，所以我更加钦佩先生的从一而终，视马克思主义为终生不渝的终极信仰。当然，学术与信仰有时候也是对立统一的，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先生却研究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而且非常认可席勒的美学主张和审美教育观，这就需要一种辩证的方法论了。诚然，马克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如席勒提出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马克思那里也有所体现，这些也都融入先生的论著之中。

先生的学术还是进行时，远不到总结的时候，我更没有资格评论先生的学术，我相信学术界对先生自有公允的评价。一个学者最大的荣光莫过于在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一个学生最欣喜的事情莫过于在各种论文或和著作中看到老师的名字，我能想象到先生的荣光和我的欣喜。两年前，先生的一些博士为先生筹备了七十寿辰，先生破例打电话邀请我参加，我因故不能参加，甚为遗憾，心里暗暗盘算，等到先生八十寿辰的时候，我该如何向先生汇报呢，或许先生只需要看看我们、听听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依然奋进在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上，就已足够。

最后，如果一定要对先生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想大概可以再写上这样一句话：张玉能先生，以美学为志业，以席勒美学为基业，以实践美学为事业，以蒋孔阳先生为精神导师，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信仰，正在享受着一种学术化的审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