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查万卷书
 
    做近代史研究，奔走各地查阅资料是家常便饭。中研院、上海、北京、安徽、重庆、成都、天津、台北……很多地方的档案馆、图书馆，魏文享在读书和工作时都跑过，“行万里路，查万卷书”，魏文享这样形容自己做学术研究的状态。只有在尽量全面掌握历史信息的情况下，才更易于接近历史的真相。
 
    做博士论文时，魏文享确定以同业公会作为论文选题。但学术界关于商人团体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各个方面的理论也都有运用，因此同业公会的研究很容易落入既入窠臼，重复商会研究的已有结论。做这样一个课题如何能够在历史解释方面有所创新成为摆在魏文享面前的难题。
 
    更加广泛地阅读史料和与之相关的研究是魏文享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更详尽地查阅关于近代同业公会的资料，他到本地的武汉档案馆，外地的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档案馆都跑过很长时间。其中，上海档案馆的同业公会史料最为齐全丰富，耗费的时间也最多，魏文享前后去过多次，最长的一次，他连续查阅了近两个月。
 
    借宿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处，他每天便早早起床坐一个小时半的公车到上海档案馆查资料，直到下午闭馆才回去，这样两点一线的生活，是他两个月来的写照。“每天都这样会很闷，也会很累，但你会有所收获，这个就比较开心，而且对于做研究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常的事。”魏文享轻描淡写地说。
 
    在查阅过程中，他也曾因为找不到创新的视角而准备放弃对同业公会的综合制度研究，但通过史料的追寻和广泛的阅读，魏文享意识到不能脱离历史实情去寻求创新，与其纠结于理论，不如从实际出发。同业公会兼有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的属性，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中居于中间地位，其集体行动和职能发挥也是以此为基础，于是魏文享确立从中间组织的分析视角切入，将同业公会置于近代国家形态及社会系统和国家经济这样宏观的框架之中，进行角色分析。
 
    2007年，历经前前后后的资料搜集和研究，魏文享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1918-1949)》出版。从博士论文到专著的出版，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博士论文出书，是进入学术界的一个标签，对于魏文享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查阅商人组织史料的过程中，魏文享发现档案馆中还有丰富的农会档案、各业自由职业者公会档案。更重要的是，在史料中可见商人组织与农会组织都在近代政府、政党的社团组织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而自由职业者与商会之间更有着紧密的业务关联。
 
    2004年，魏文享申请到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访学，借此机会，他到台北档案馆查阅资料，开始近代农会方面研究。除去开会交流等访学活动，他几乎泡在档案馆。绝大多数资料还不能复印，他便用笔手抄。“这些都是我平时搜集的。”谈起资料的搜集，他打开书橱下的两个柜子，里面放了好几纸箱复印和手抄的资料。在台北访学的三个月里，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术研究上。
 
    历史事件有其自身的逻辑关联与时空特性，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和还原却不是容易的事。而魏文享体会最深的是：整体史关怀下的关联和比较研究。历史中的人、事和制度，往往既有相关性，也有其独立性。做研究，就是要通过证据史料关联，去寻找史实真相关联。比较不仅仅是异同程度的比照，也是研究中的换位思考。
 
    魏文享说自己有很多课题都是从商人团体研究出发，从史料和事实关联中得到的灵感。从工商同业公会到农会、到自由职业者公会，从商人、农民到会计师，都存在这样的联系。近两年，他又回归到行业和市场的研究。关注点不再聚焦于行业组织本身，而是希望将组织讨论与行业经济结合起来，去探求行业市场的运作逻辑。关于直接税的研究也是与商人的抗税活动相关，如果将商人团体作为纳税人的组织来进行思考，就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研究和学习密不可分。在做会计师的研究时，涉及很多近代财务管理和公司制度的知识，而一开始，魏文享对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完全不懂。“做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懂就得去学。”从最基础的经济知识学起，看会计学、经济学等相关方面的书，请教校内外相关专业的老师，魏文享一点一点自学会计学方面的知识，扩宽自己的视野。经过几年的专题研究，他关于会计师方面的研究也逐步汇集，以《职业、市场与社会：近代中国的会计师群体研究》为题的专著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