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晓苏的又一篇“油菜坡”系列小说——《乡村兽医》发表于《中国作家》第11期。在这篇小说中，晓苏将目光投向社会转型期的底层人民，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在荒诞与真实的交织中勾勒出一幅乡村社会的风俗人情。文章以中学教师“我”的视角展开，从乡村兽医乔永德“走火”的“好消息”写起，倒叙与插叙穿插，逐渐揭秘汪、乔两家三代人的纠葛，串联起乔医生从“背火”到“走火”的命运起伏，并以寓言化的结尾展现出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礼俗、礼治的深刻省思。其中，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的精神对话、传统礼俗的现代转化、现实主义与寓言叙事的共生关系，共同构成了《乡村兽医》现代性与传统性“美美与共”的叙事特色。

《乡村兽医》以“我”的视角展开，叙事者“我”的双重身份构成文本的核心张力。“我”本是从油菜坡走出去的，是汪氏家族的后人，但因为在襄阳中学教书长久未回乡村，“似乎成了一个城市人”。由此而言，“我”既是乡村权力结构的局外人，游离于其外，又是汪氏家族的利益相关者，置身于其中。这种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视角，为叙事带来天然的张力。

作为叙述者，“我”本承担着客观叙事的“责任”，但“我”又并非亲历者，只能捕风捉影地听着村中的传闻，听着乔典对上一辈恩怨的讲述，再转述给读者。因此，最终呈现在文章中的，已经是被转述过多次的“延伸版本”，是“转述中的转述”，其中穿插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我”的身份就是这些因素之一。因为“我”的存在，转述者们往往会收敛自己对汪家的负面情绪。比如，乔典在揭秘两家恩怨时，就因考虑到了“我”汪家人的出身，既不过多纠结乔医生和父亲之间的利益纠葛，也不过多渲染祖父和父亲对乔医生的威逼利诱和乔医生被打压之后的苦难，更没有情绪化的评论和批判，甚至在讲到高潮时还要停顿一下，缓和叙事的节奏。“我”介于汪、乔两家之间的尴尬处境，还增加了揭露家族间冲突的难度。在叙事之中，就展现为情节的延宕。延宕的设置将两家结怨的真相悬置，引着读者带着八卦的心态，探索更深处的家族秘辛。

不过，虽然“我”在叙述两家恩怨中尽可能遵循了客观原则，但“我”并非没有情感倾向。从“我”开头就欣喜于乔医生“走火”的态度来看，“我”在主观上是更认同乔医生的，然而，“我”并没有因此对祖父和父亲妄下评论，而是有理有据的指证，文中也不过一句“太狭隘”的埋怨，并无过多批评话语。为什么呢？

在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之中，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组织是维系乡村存续的真正社会组织。梁漱溟提出，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乡村社会结构中，礼俗是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核心。费孝通也认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是由传统维系的。因此，一方面，“我”拥有知识分子的理性目光，而另一方面，“我”又是汪家的宗族，又深陷家族秩序的泥淖。就这样，“我”在道德自觉与血缘羁绊间进退维谷，反复出现赎罪的冲动，想为乔医生做什么，但却因为害怕长辈的铁拳和咒骂终究没有在明面上作为（或者说“我”本不具有作为的权力），只在父亲心存愧疚时做了他坦白罪行的推手，引导父亲找乔医生看病并做出忏悔。

但在《乡村兽医》中，“礼”显然是具有双重性的。它既是祖父年年送给詹书记的酒，是被现代法律冠以“腐败”“贪污”的罪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也是乔医生为父亲治病的以德报怨。显然，作者保留了民间礼俗所具有的约束道德的正向功能，但因为有基层权力、父权文化的加持，作品中的“礼”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面貌。而“我”并没有强烈地反抗家中长辈的不讲理，也没有试图将城市的、现代治理的观念强加于油菜坡这片土地，而是默默地为乔医生寄去代表着“乡村医生”的医药箱，用“油菜坡”的方式，传递着“我”的态度。这种“油菜坡”式的符合乡村传统的行为，无形之中拉近了身在城市的“我”与乡村人民的心理距离，也使得“我”叙述中的精英立场与被叙述的世俗人情形成了巧妙的平衡。

由此可见，接受了现代观念的“我”虽不能够理解烦琐礼俗背后的弯弯绕绕，也厌恶祖父、父亲、詹书记等人徇私舞弊的行径，但却并不对他们施以傲慢的“俯视”和批判，而是用他们的方式“平视”他们。这种“平视”的旁观角度也正展现出作者在行文中，将知识分子立场和世俗精神融合的美美与共的思想底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将自己置身于复杂的社会情状之中，探索弥合理念与现实裂痕的可能，并通过塑造“我”这个出身油菜坡的知识分子形象，将个人的知识分子主体身份融于乡村礼俗异化的反思之中，塑造知识分子合法性的同时，也将强烈的乡村文化认同和现代先进观念相融合，从个体精神世界肌理中，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贺佳梅曾谈，“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叙事’而非‘思想’占据主导位置的时代。在整合性的叙事与区隔化的社会空间之间，小说或许成为知识群体越过学院和市场边界的重要媒介”。在叙事美学层面，《乡村兽医》也将“民俗故事”与现实主义精神有机融合，让“我”以讲故事的口吻，通过对汪、乔两家恩怨往事的解密和乔永德从“背火”到“走火”的传奇经历，揭示乡村礼俗的弊病及其引发的官僚腐败现象。这种雅俗共赏的叙事策略，更进一步地实验着新时代大众文艺的叙事方法。

因此，《乡村兽医》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乡村治理问题的揭示，更在于其叙事策略的创新。晓苏通过“兽医治人”的寓言化处理，将现代性反思嵌入民间叙事框架，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人民大众的世俗立场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创作实践，既延续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批判传统，也体现出了当代农村题材写作独特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