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介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私立大学史，不得不谈及中华大学。这部《中华大学在重庆》，左图右史，以稀见的原始档案、当事人图文与口述史料，把我们带入到那烽火连天岁月，再现了中国私立大学先驱陈时断然拒绝日本“朋友”的威逼利诱，率领“中华”师生流寓重庆，在庙堂托钵兴学的爱国情怀。曾被周恩来当年称赞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清苦教育家”。

钩沉中华大学史，陈时倾注毕生的心血与家产办学，非议不予理睬，困难不改其志，官禄不动其心，办学时间之长，在海内外影响之大，为中国教育史所罕见。作为首部介绍陈时率中华师生流寓巴渝办学的图书，全书七章27万字，160幅图、表，从辗转西迁、筹资办学，到学校管理与校园文化诸方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华大学抗战期间，弦歌不辍的壮举，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永远珍视和铭记的教育遗产和精神财富。

从湖北黄陂走出的陈时（1891－1953），字叔澄。留日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并立下誓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难道还少得了‘中华大学’四个字吗？”学成归国后，他投身走向共和的武昌首义，继而功成身退，会同其父陈宣恺（1847－1917）昆仲慷慨捐出田产12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与家藏书籍3000余部，于1912年5月13日在武昌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华大学（初名为中华学校）。他毕生以“成德、达材、独立（合作）、进取”为校训，五育并举，万名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外，其中，陈潭秋、恽代英、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张光年、万国权等高足震古烁今。

“粮道街缺粮，米市街乏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大学的武昌本部位于粮道街；流寓重庆时，新校址又处于米市街。可是，陈时却一直为学校无米下锅发愁。尤其是在战时重庆，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几乎使他无法承受之重。他如是说：“我办中华大学，好比佛教建寺，开头我是大护法，大施主，同时当上了方丈。不久就远出化缘，抗战时等于挂单，沿门托钵……”

通观全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追寻历史的足迹，不断开掘原始史料，填补了中华大学流寓巴渝的一项历史空白。历史是一种追寻，一种永远无法还原的追寻。中华大学本应留下的档案，因在西迁的过程中，寄存在宜昌的600余件档案与物品被日军炸毁而残缺不全，给历史留下了诸多遗憾。但是通过本书作者不懈地“打捞”史料，并将历史“碎片”与相关史料“串连”起来，可以让我们走近历史原生态。作者不仅前往重庆档案馆，查到了民国教育部对中华大学的“训令”与“指令”等诸多文件与双方函件原件，又搜罗陈时及师生在《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与《中华周刊》等报刊上，发表的抗日、反帝等通电与文章，还爬梳了旅台的中华大学前董事长后裔收藏的《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中，所记述的校董襄助治校与筹校款的往事。

初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陈时幸遇辛亥同仁、至亲好友喻育之鼎力相助，将重庆南岸米市下街的湖广会馆———涂山“禹王庙”旧址，作为中华大学的战时校址。初迁重庆时，中华大学师生流失严重，注册的大学生只有300人。为了集中力量办学，陈时将原来的三个学院的十三个系减少到六个系一个专修科。又由于时常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师生倍受贫困与死亡的双重煎熬。于是，陈时组织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校园旁的涂山石壁处，开辟了一个马蹄形防空洞，让师生员工就近躲避，初步缓解了惊慌心理。为了几百人的吃饭问题，身体不好的陈时家距离校区较远，但他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勤勉治校。同时，他就像当年武训“行乞兴学”那样，拿着一个募捐簿子，到处“化缘”。

亲友们多次劝陈时将中华大学改成学院，这样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陈时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中国的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缩小学校规模，会使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多方面人才受到影响。”也有朋友劝他“以学养学”，即加收学费。他却不以为然，而是低收学费或对贫寒学子免收学费，或鼓励学生勤工俭学，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全校师生在校长的精神感召下，严守纪律，按时作息，每天照例出操、升旗、上朝会，潜心教书、攻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在陈时的精神感召下，一批享誉中外的名师邹昌炽、严士佳、任启珊、鲁济恒等，均背井离乡追随陈时办学。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有限责任中华大学员生消费合作社请购煤炭社员名册》得知，当时中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与家属共183人，其中校长陈时一家15人，教务长严士佳家4人，系主任余家菊家7人。因战时煤炭供应紧张，中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与家属每人当月按计划供应风煤40千克。文学院长、留美博士邹昌炽住在禹王庙里数平米的陋室，室内只有木床与旧书桌各一张，桌上的打字机、油印机是他自刻腊纸、自编自印讲义之用。他烟酒茶不沾，唯一的爱好是喜欢吃洋面包，而重庆没有面包，他偶尔弄一点猪油，用刀片涂到黑面馒头上解馋。足见当时生活的艰困。

1942年春节前夕，著名抗日将领万福麟从在中华大学读书的儿子万国权那里，得知该校师生面临着断炊的境地后，就主动让陈时在万家举行一次募捐义演。消息传出，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白杨、路曦等与一批知名京剧票友纷纷加盟，联合演出了话剧《天字第一号》。那天的义演非常成功，不仅解决了学校师生的燃眉之急，而且让师生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为配合抗日宣传，中华大学组织的合唱团、话剧社、国剧社水平已相当专业，他们常常受邀同一些专业文艺剧团共同演剧。他们为此联合剧院进行商业演出活动，募得一架滑翔机，起名“中华大学号”，捐于重庆抗战部队，同时也为学校募集校款。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中华大学不少师生响应政府召唤，应征入伍从事翻译工作；大学三年级则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

充分发挥校友与校董的作用，是陈时创造中华大学奇迹的良方。当时重庆的大米价格，市场价与政府平价供应反差大，经陈时会同校友斡旋于国民政府粮食部，终使中华大学能比照国立大学享受平价米指标，缓解了师生的吃饭问题。他又同校董一道积极募捐，仅用两三年时间即新建了四栋三层楼校舍，改建了8间教室，又将破烂不堪操场修葺一新。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在校生比1939年增加了两三倍。

抢救“活档案”，注重精神的追忆则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当历史档案支离破碎之时，要追寻历史的真实，追忆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历史史实可以追忆，隐含在历史史实里的精神也可以追寻。该书通过抢救“活档案”，让我们从零散的史料中、从当事人当时的文字中与从后人的回忆中，呈现中华大学精神：师生们在抗战烽火中，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历经坎坷和劫难之后传承了下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该书援引当事人回忆，陈时留日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是朋友，并有过诗词唱和；与岸信介、佐藤荣作、重光葵也有一定私交。抗战爆发后，这些日本军、政高官“朋友”致函或带口信给陈时，要求陈时留在武汉共建“东亚共荣圈”，尽享荣华富贵。陈时当即义正辞严地回绝！他认为，如果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委曲求全，必将无颜面对祖宗和子孙，更对不起“中华大学”这四个字了。可是，西迁办学得一大笔经费，政府又没有分文补助，他就卖掉家中田产与房产，把学校先迁宜昌、复迁重庆，托钵办学。受陈时的人格、国格所感染，海归教育家严士佳宁愿放弃高官厚禄相随，他说：“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切外来的诱惑，愿与陈时校长共甘苦而不去。我想，换一个位置可能钱多一些，可是‘袁大头’不会对我发笑。而我的学生在街上碰到我，老远就笑眯眯打招呼：严老师，我陪您老人家干一杯吧！每想到此，我感到其乐融融！”

中华大学校友跃卿与超群等当年发表在报刊上的《重庆南岸禹王庙内的中华大学》与《抗战中的中华大学》等文章，对学校的整体描述真实可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他们在文章中，钩沉了中华大学流寓式校舍、师生教学和生活境况。由于重庆急剧膨胀的人口，敌人对物质的封锁，日机不断的轰炸，师生有时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全校师生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创下了后人难以想象的业绩，谱写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中华大学虽条件简陋，但教育品质却是一流的，陈时力邀中外名师来校任教。如，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教甲骨文，作家、学者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余家菊讲儒家哲学并任中文系主任，张君劢讲魏晋玄学。同时邀请了陶行知、邵力子、李公朴、胡适等名流来校讲学和演讲。而且教学相长，桃李芬芳。该校学生多次在全国高校演讲比赛中获团体与个人前四名，还有7人荣膺教育部最高奖学金。难怪蔡元培赞曰：“陈校长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中国确实罕见。我们知道陈校长热心教育的精神与惨淡经营的情况，特别佩服！”

中华大学虽已成为历史，但华中师范大学却衣钵相承，并历久弥新。让陈时播下的中华大学精神种子，在海内外生根、开花、结果。

（作者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暨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武汉作协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