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2月，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滨下武志驻访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期间，滨下教授接受了校园记者专访。访谈期间，他与记者畅聊他的学术研究、教育理念以及兴趣爱好等。
记者：滨下教授您好！纵观您的学术经历，您自29岁的时候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考研攻博、任助教、任讲师、教授……您的履历一直一片辉煌，一般学者很难达到您的高度。您认为您在学术研究上具备天赋吗?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特质让您达到如此境界？
滨下教授：我觉得这不能说是“天赋”吧，应该说是兴趣与热爱，我比较关注社会的发展变化，希望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我觉得，读书、做学问是需要沉下心来的，我喜欢集中一段时间去读一些书，这样效率会比较高，可以有针对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问题。
记者：当您的一些学术观点受到争议时，您是否会感觉有压力？您会如何处理它呢？
滨下教授：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就会有不同的切入点，那么就会有不一样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我是比较喜欢从一段时间的历史来看问题的，比如看某一时期日本的历史、看韩国的历史，看整个东亚的历史。
记者：您的主要研究领域（如中国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密切相关，能否谈谈您与中华文化的因缘？您是何时、如何对其产生兴趣的？其中有哪一点特别吸引您吗？
滨下教授：我的研究方向是东洋史，范围包括中国、韩国等国家，我也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日本的历史，了解日本近代化的历程。比如，大家都认为是欧美的冲击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但是经研究可以发现，在清朝末期，来自中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在日本的横滨、神户等城市的投资活动，以及售卖棉布等商品的活动，都给日本的近代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记者：您在今年4月12日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外籍院士，得知自己当选的时侯，您的心情如何？如何看待这次当选？这件事对您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滨下教授：我是一颗平常心的（笑），因为这个不是我自己去申请的，美国的大学现在也开始重视东亚的研究了，是他们要把我选为外籍院士的，他们邀请我去的，心情应该不能说很激动吧。我研究东亚的历史，是跨越好几个国家的、一个较大的范围，我曾经去过40多个国家，在那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馆里查阅资料。比如，前不久我去了古巴，我在那里的档案馆里面找到了关于华侨的资料，我就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目前，我还没有去过南美和北非，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看。
记者：您在多所国际著名大学中担任教授、客座教授，同时担任多所研究院的院长。在教育上，您培养、指导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此领域可以说有相当的建树。那么您为何会选择在教育方面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心血？
滨下教授：与其说我是一个教育家，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不是热爱教育，而是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与讨论。
记者：在日常教学中，您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希望在他们的成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提供什么样的指引？教学过程中，又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滨下教授：我和我的学生就是一种平等的、同级的关系，我们关系是师生、也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我和他们一起做研究，互相讨论，互相提出问题，我可以对他们进行指导，他们会有可能超越我，我也需要从他们那里进行学习。
记者：您的汉语非常棒，而您是如何掌握这门世界上公认非常难学的语言的呢？可以与我们谈谈您学习汉语过程中的趣事吗？学这门语言的初衷是什么？其间有没有什么困难，又是什么推动着你坚持下来？
滨下教授：我是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学习汉语了，也是为了研究东亚的历史，所以打算学习汉语，在后来的学习、工作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练习，所以你现在听起来觉得我的普通话还不错，其实我自己认为，除了我本国的语言之外，我的英语要比我的汉语讲得好很多。
记者：在学术研究与社会事务之外，您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多吗？有没有什么爱好或者消遣？
滨下教授：我以前喜欢在空闲时间下围棋，现在的话，更在喜欢读书了。
记者：一般在感到烦闷或心绪不佳的时候，会怎么做来调节心情？
滨下教授：会出去散散步吧，或者读读书。
记者：您今年已经是74岁高龄了，此次您来到华中师大，与日本和美国的大学相比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滨下教授：我觉得华中师大的环境很美，树木花草都很多，行走在校园里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虽然我的办公室的布置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资料很丰富，我可以集中精力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我很感谢马敏教授邀请我来华中师范大学的高研院驻访，他告诉我新任的校领导们正在建设一个更加美丽、多元、国际化与高水平的华中师大，对此我心怀期待。
附：学者简介
滨下武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2017年4月12日，滨下武志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等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滨下武志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