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诗雨

有这样一个人，他小学开始读《史记》，将一本厚厚的《古代汉语词典》翻烂；中学开始读《韩非子》《荀子》，进而在大学时对于近代“新法家”有所阐释；到了大学，开始攀登章太炎这座高峰；研究生期间，就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与导师王玉德合著的《宅经》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个人学术专著《中国思想史论稿》也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他就是我校历史文化学院2010级研究生王锐。

历史为眼学不为耳学

因为家中藏书颇丰，王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书籍，特别是古籍。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开始对《史记》萌发了兴趣。生僻的文言文是他读“故事”的一个难题，他找来家里的《古代汉语词典》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找翻译，当他读完史记的时候，这本词典竟然已经翻烂了。

在王锐高二的时候，他迷上了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我还记得每次晚自习下课回家后，我就开始读关于章太炎的书。从十一点十分读到凌晨一两点。”王锐那时候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即使是在学习紧张、升学压力大的高三，王锐也会在上完一天课程回到家里后，拿起书一顿“猛读”，就像是饿了的孩子见到了佳肴一般，这样状态他一直坚持到高考前夕。

因为酷爱历史，高中毕业的王锐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历史学专业。王锐的好友、文学院语言学系辅导员赵继刚则对他的勤奋记忆深刻。“我是他本科到研究生的室友，他本科时常常六点起床去看书，中午休息一会，下午晚上都坚持去自习室看书。阅读量非常大，阅读范围也非常的广。”作为和王锐朝夕相处的室友，赵继刚认为王锐的历史积淀很厚重，这与他从小开始学习历史有关，也与他注重诗书的家庭环境有关。

王锐一再强调，历史学不仅要阅览各类史书，也要广泛涉猎其他门类的著作。他认为，晚近以来，人们多以为读书就是死背教科书，治学就是考试，而选拔“人才”，也多以此为标准，导致不少“好学生”除课本之外，一无所知，然而却以此顾盼自雄、自以为是。陈寅恪年轻时负笈海外，只是旁听课程、阅览群籍，并不将心思局限于选课、考试，肄业之时无一文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近代史家之翘楚。而当年张舜徽先生一再指出要善于“自学成才”，不要汲汲于文凭，这句话在今天更是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爬山一定要爬高山

“小山容易过，大山不易爬。而攀登大山才有意思。”王锐把他遇到的专业难题比喻为高山。

导师王玉德这样评价他：王锐学习历史“不想做个庸碌之辈”。有志于高境界的王锐，对史学界较难研究的章太炎非常有兴趣。为了攻克这个难题，他看见关于章太炎的书就买，读起来更是废寝忘食。他认为，读历史不仅要通晓古籍，也要看今人著作，这二者要并重。他每年都会把陈寅恪的著作重读一遍，就是要吸取前辈学者的治学思路。此外，不能因为研究某个人就只读某个人的书，应该把同时代的相关著作都要涉猎，这样才能免于孤陋寡闻。王锐踏实读书，同时也是个论文高产的研究者。他每天坚持5个小时以上读书，寒暑也从不间断。读书同时也勤于笔耕，在导师王玉德的印象里王锐的文章“看都看不赢”，“到了寒假回家还没有到十天就发来了探讨学术问题的电邮”。

正是由于王锐潜心读书、勤于笔耕，在2008年他应邀去了在河南举行的第三届墨学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在2010年获得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两年一次的“史学新秀奖”二等奖的殊荣。

读历史要有人文关怀

导师王玉德这样评价道：“王锐是一个难得的全才、通才。” 赵继刚更是这样说道：“很多人都是‘读史没思想’，而王锐则不同，他对史料融会贯通，对古籍对当代的学术观点都有看法和研究。所以他是‘读史更有思想’。”

王锐最爱的四本古籍是《荀子》《韩非子》《史记》和《日知录》。《荀子》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被有些人称为“异端”，王锐将其反反复复读了五六遍，却觉得《荀子》博大精深，“这本书条理逻辑十分清晰，也非常切合实际，融贯先秦诸子，知识量非常大”。而对于《韩非子》，王锐这样解读：“它主张人性利益至上，论说深刻，它的治国理念非常的宝贵。”王锐认为法家才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基础。《史记》在体例与论述方式上影响着后世历史的书写，并且太史公文章“疏荡有奇气”，读之让人回味无穷。 “顾炎武的《日知录》探讨了明朝为什么会灭亡，不仅仅只是批判，而是实际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并且顾炎武治学非常严谨，矫明末空疏之风，开清代朴学之先河。”

通过阅读古籍，王锐甚至觉得“在与古人对话、交流”。他觉得读历史应当有人文关怀，“对古人关怀体恤，对古人了解同情”。只有了解古人才能读通古籍，才能有所见识。近代学者，在进行历史研究之时，心中多有着一种对于时代的关怀，王锐觉得书写历史就是在书写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