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的3个月服务农村时间，插秧、修渠、筹资、规划，他一干就是5年，长期在农村调研工作，蓬头垢面被宏基客运站招工的老板当作农民工。

短短几年，他为湖北钟祥市东桥镇永隆村筹资4000多万，把一个落后破败不通柏油路的穷山村变成一个别墅式民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授，1500个日夜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民情日记，全景式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

5年来，头脑里从来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的概念，大年三十还在农村里忙活，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次家长会都没有参加，甚至连孩子就读的学校都没有去过一次。

乡村的深夜，他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潜心钻研学问，科研成果突出，破格晋升教授，一篇2万字的论文5年十易其稿，最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头条位置。

一年到头都在农村，第二年开始每周还要乘坐大巴回校上课，有时来不及换沾满泥巴的衣裤和鞋子就走教室，上完课来不及回家又到傅家坡赶大巴回乡下，学生亲切地称他为“泥腿教授”。

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47岁的牟成文教授。

被招工老板当作农民工

“村部之外十分空旷，四周很少人烟。夜晚除了黑洞洞，还是黑洞洞；除了宁静，还是宁静。黑的怕人，静的也怕人。特别对于听惯了城市的喧嚣的我们来说，这种氛围更凸显我们自身存在的寂寥与孤孑。”

——2008年3月11日 晴 星期二 《行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一位教授的民情日记》

2008年3月16日，一名中年男子在宏基客运站前叫住牟成文，称自己正在招去温州工作的工人。

“还差最后两个名额了。”他热情地招呼牟成文，并告诉他那边工资待遇优厚，“肯定比你现在的状况要强。”

牟成文感觉很纳闷，但还是谢绝了对方的好心，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工作情况。

“大学教授？还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招工者一点都不相信，认为他在编故事，还劝牟成文“人活着，不要为了面子”。

回到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牟成文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招工者看中：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完全没有大学教师的样子。当时，牟成文仅仅在湖北钟祥市永隆村住了5天时间。

5天只是一个开始。2008年，牟成文被组织部门委派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到永隆村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这是他回汉汇报工作途中遇到的一幕。

尽管对于一个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为何会被派去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感到疑惑，但于出身农村的牟成文而言，对农村怀有深厚的感情，再说农村工作也是熟悉的。不过牟成文没有想到的是，原定“不会超过3个月”的任务，他一干就是5年。

和众多零星分布的村庄一样，钟祥市永隆村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地区农村，狭窄的村道，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年久失修的水库和渠道，荆棘丛生、漏洞百出、水土流失严重；村民的房子，低矮破旧、黑暗潮湿、零零星星。牟成文及另外3位来自省粮食局的“新农村建设者”的任务是改变这一状况。

根据省里的要求，新农村建设工作组需要自己负担所有的工作和生活费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工作组4人除了置办所有的生活用品及自负日常开销外，还雇了一名厨师为他们做饭。

几年来，牟成文没有抽过村民的一支烟，没有喝过村民的一杯茶，没有吃过村民的一碗饭。“当地村民过年宰猪请牟教授过去喝汤，都被他拒绝了。”永隆村所在的东桥镇镇长如此评价道。

政治学研究院院长、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徐勇说，当前对赴农村的工作队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农民只看知识青年能不能吃苦，现在他们还要看能不能给村庄带来实惠，带领村民致富，改变村庄的面貌。

给村民带来实惠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他们要什么。牟成文和工作队花了一个月时间走访村民，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村子当年及此后三年的发展规划。

这份不长的规划使用了具体的数字和项目来描述目标，包括沟渠改造、公路修建、村容环境、活动设施及人均收入。事实证明，明确的目标不仅带来了动力也成为工作组的巨大压力。

“先期和同期已有许多工作组进驻其他村庄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牟成文说。去几个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新农村建设的村庄参观给了他巨大的震撼。

牟成文担心，相比许多政府部门派出的工作组，出自高校的他无法展现短时间内的巨大筹款能力——这是新农村建设是否能通过验收的关键保证，因为村里很多基础设施都需要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