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健

2014年12月的那个充满阳光的上午，肖丰在美术学院顶楼自己的工作室里为来访的客人泡茶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又重新“浸入”了自己的世界。他享受这种能够出现“艺术家的幻觉”的宝贵时刻。

作为一名当代艺术的实践者，这不是他第一次离开那些他称之为对纯粹的艺术有伤害的繁杂的事务，尽管这一次他承认这将为自己今后的创作提供宏观的视角并努力适应这种身份的转变。

从2004年美术学院建院到2014年，肖丰当了10年院长。美术学院从一个“很弱小的系”发展到今天，他认为自己也感到了满足。

如果他那本仅仅记录到2012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肖丰访谈录》能有续集的话，这一次，他将有更多的篇幅来讲述自己与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的故事。

西方现代艺术的弄潮儿

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武汉的肖丰从小就开始用绘画为自己寻找宁静——无休无止的政治集会的时候，肖丰在广场的荫凉中画墙报。

这种经历促使他走上了热爱美术的道路。恢复高考时，肖丰参加了美术高考，进入湖北美院进行专业学习。

从1982年去沂蒙山写生，将《厚厚的山》和《沂蒙山大娘》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开始，他已经走过了30多年并不平静的创作历程。

肖丰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八五新潮”美术运动，这激发了他的艺术热情。“书生意气”的肖丰焦虑地对西方文化和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全盘接受。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风化的焦虑》等标志性作品，寄望以此表达对民族和文化命运的担忧。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崭露头角。1985年他进入华师工作，三年之后，26岁的他便成为美术系的副主任。当“八五新潮”美术运动落幕后，肖丰被某种压抑的情绪所困扰。他于1990年前往中国西北进行艺术考察。西北之行使他步入反思之中。一个原本对传统文化激进批判的现代主义艺术家逐渐转变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

他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这种思考。《禅境》、《无题》等表达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此时诞生。从那以后，肖丰的创作彻底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30年，回归“中国方式”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肖丰将一位去湖北美院讲学的德国学者乔治教授邀请到华师访问。参观了肖丰的作品后，这位德国设计师邀请肖丰到德国办个人展览。由于是民间邀请，没有政府资助，肖丰只买了单程机票。好在展览过程中，主办方帮助他卖掉了一部分作品，才不至于在经济上出现危机。

带着近百幅作品在斯图加特市等地办了3个个展后，有人建议他在德国读研，便能留在德国。肖丰说，那时的自己想法变了，只想着回国。这与他四年前的想法截然不同。

回国后，肖丰试图在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两个轴线中找到艺术的交叉点。他开始创作综合材料的作品——从仓库找到一些废弃包装，插上钥匙、插座等充满个人意味的符号，也能变成一种具有强烈表达能力的装置作品。

当他再次回到自己的本行油画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以后了。经典作品《中国光影》系列从那时候开始创作。一直到2010年他创作出《中国魅影》系列，他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艺术文化的中国式表达。

肖丰把自己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却又有现代西方表达形式的艺术方法称为“中国方式”。他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专文论述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方式是一个既尊重现实又企图超越现实的文化策略，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现实的文化策略。

“如何通过中国方式来修复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裂痕，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具有顺延性和一致性，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需要艺术家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文学院教授张三夕如是评价肖丰和他的“中国方式”。

总要有人去想象

一座重达200公斤的宝塔状的冰雕被摆放在武汉东湖边，随着冰塔逐渐融化，底座中只剩下一滩冰水。同样的装置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冰塔底座中放了一些报纸，当冰块融化时，背后的墙上显现出报纸中摘录的标题：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发行总量保持稳定。

2000年左右，肖丰创作了一批类似这件《精神的隐退》的文化批判意识浓烈的装置作品和行为艺术，作为反思社会的表达方式。

例如在《二十世纪的黑匣子》中，他用漆成黑色的老式冰箱封存了二十世纪最尖端的人类发明，如原子弹、氢弹、转基因、高速公路，最大的灾难如南京大屠杀、唐山大地震，最重要的医药成果如青霉素、避孕套等。一百多个关键词背后蕴含着人类在二十世纪多个方面的实践活动。肖丰把它们作为人类遗产封存起来留给未来进行考古再发现。

尽管他后来放弃了这种类型的表达，但作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社会的观照仍未忘却。

“总要有人代表人类去想象，去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肖丰看来，社会需要有一批人做远离功利的事情。

肖丰调侃说，学艺术的人不生产粮食和钢铁，还要破坏社会已有的秩序，但社会需要这批人去打破习惯思维。

他也承认，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作品虽能表达对自身文化和政治的反思，但不能应对和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而艺术家能够通过个人独特的视角对相关问题形成某种公共态度，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政治一定会介入艺术，无法逃避。”肖丰说。而作为大学教授，相比纯粹的艺术家，肖丰拥有更加多元的身份来支持自己的表达，以及给予这种角色变换以转寰的空间。

教师是第一身份

肖丰清楚地记得，2004年，他被任命为美术学院院长；同一年，他跨专业报考了历史文化学院吴琦教授的博士，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那是他最忙碌的时刻。那一年，他一张画都没有画。

这并非毫无来由的一次“转专业”。在1990年代，肖丰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艺术道路，他从历史和宗教文献中汲取大量的信息，注入自己的作品中。

他的导师吴琦评价肖丰是一个“纯然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守望者和坚定的‘中国方式’的探求者和独行者”。

肖丰以3年的时间完成了学业，博士论文《器型、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于2010年正式出版。

当他被学业和行政事务缠绕的时候，他曾说服自己每年勉强画几幅画以维持某种状态。但艺术的个人表达无疑具有连续性，这种中断的后果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也是灾难性的。

出任院长之前的5年，肖丰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个展；而担任院长的10年里，他仅办过一个个展——初任院长时他也曾计划每年举办一个展览，但“身不由己”。

新成立的学院需要争取办公场地，同时又面临中国高教调整和改革的时期，“开不完的会”，肖丰感叹行政事务一件接着一件，简直“无缝对接”，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用以创作，只能等到假期。

肖丰把这种行政职务经历称作对艺术创作的伤害。事实上，他甚至将纯粹的艺术教育也视作对艺术家的伤害，因为艺术创作需要突破经验和已知的界限，而教育传授的主要是基础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尽管如此，他仍视教师为自己的第一身份，因为教师也能让他获得满足感，当他一时被艺术创作所困时，能够回到教师的光荣和梦想中。他也珍惜青年学生带给他的这代人的成长信息和对事物的判断和看法。

因此，当他从院长职位上卸任时，他承认过去十年的经历帮助他获得了艺术创作的宏观视角和历史的纵深感，尤其能够让他用历史学、文化学等跨学科知识审视当代艺术创作的社会性。

毕竟当了10年的院长，肖丰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但他至少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所有的时间放在新成立的当代艺术研究所中，去关注和推动年轻人对当代艺术的想法和实践。

肖丰觉得，年轻人与生俱来会对权威和传统提出“挑战”，他们对当代社会的问题更加敏感，他们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进行表达，会更加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