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婧冉
“为什么要登山?”
方五洲因首次登顶失误被下放代课时,学生如是问道。
十多年过去,新的血液传达着滚烫的温度,试图再次融化冰山坚硬的脊梁。方五洲望向那些稚嫩的面庞,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是他自己。
电影没有予以观众正面解答。或许此题无解,但是此心可鉴。
首次登顶前,中国与尼泊尔对待珠峰归属问题存在争议。尼方叫嚣,中国人没有人登上过珠峰,不配拥有它。于是,攀登的政治意义轰然而重,登顶成了一项争取国土完整的艰巨任务。
或许是为了艺术效果的集中呈现,电影凸显了老队长和李国梁的死,曲松林和杨光的残。然而,这小小的一脚冰山下不知藏了多少往事秘辛。登山队出国训练,四名队员殒命异乡;首次登顶前的三次适应性行军中,两名大学生牺牲,严重冻伤者数十名,有队员失去手指与胳膊;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登珠峰,队长为拍摄冲顶视频长眠冰天雪地,七名队员冻伤,其中一位腿被截肢。
几多热血在珠峰结成赤红的冰,几多牺牲虽只在史书留下寥寥数语,个体卑渺,但生命壮阔,国荣共享。他们是登山的探险者,更是民族的英雄。
在那样的年代,登山无关兴趣,出于对国家政治任务的号召和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登山队员毅然踏上那近乎舍命的旅程。那是身处时代的任务。当那段峥嵘往事历经岁月磨洗,对于个人而言,登山便成了宿命与执念。正如电影中的杨光,他在二次登顶时冻伤截肢,以惊人的毅力在几十年间五次攀登珠峰,近七十高龄之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拥有珠峰,所希望的不仅仅是它的肉身,更希望它那高傲的灵魂:珠峰北坡被称为“飞鸟无法逾越的地方”,而中国人,在当时的环境下,飞跃了整整两次!
登顶,不只是登顶。当年西藏蛮荒,道路不通,施工队遇山开山;流匪窜踞,地情险峻,登山组亲历叛乱;设施落后,国力匮乏,中央拨款从海外采购。举全国之力,倾数人之命,方得登峰机遇。不知出于何种缘由,电影对这悲壮的群像与背景没有丝毫着笔,抛弃了能给观众带来强烈心理冲击的故事本身,转向寻求另一种不高明的表达方式——爱情。
那样特殊场景特殊时期的爱情又该怎样书写?影片中的确有两个镜头让我怦然心动。
当方五洲将化石作为信物留给徐瑛时,他轻轻握住她的手。她握得紧了,虽然害羞,但是眉梢、嘴角都带着终于被告白的激动。于是他回握得更紧,两人脸上的笑容都溢着,快要漫出来。
两人再见是共同为二次登顶准备。在默契的配合中,昔日的情愫不由地延伸、迸溅,擦出更热烈的火花。当五洲得知还有机会登顶时,他一把将徐瑛抱过头顶,情难自禁地喊出“我的小胖妞”。两人蜻蜓点水般的一吻让我很是意外与惊喜。我没想到影片会以这样直接热切的形式呈现患难中的爱情,再细细思索,这是恋人间的正常反应。而他们最炽热的情感表达止步于此,又不禁令人唏嘘。
这是电影对爱情的巧思,固然精美,却没有尽到作为陪衬的本分。
电影中方五洲刚一死里逃生便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二次登顶全片高潮将至之际,他却与处于弥留状态的徐瑛互相表白,我想这些不为观众乐见。那段岁月的悲惨壮烈,明明不啻于战时的烽火如烟;那时攀登的每一步,明明都与生死紧紧相连。影片每每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骤然轻松,用一段情节凸显爱情的伟大,大大冲淡了对新中国第一代攀登者群像的描摹,让人难以感知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力量。
有时情话是说不出口的、隐秘而又深沉的爱意,不说比说更让人叹惋。我理想中的爱情,是徐瑛弥留之际,让下属转传气象消息,她坚持到五洲登顶,望着雪山之巅,喃喃念着:五洲,真好,来到这,我们之间的那座山消失了。而五洲胜利登顶之后,那句一直愧于胆怯与羞涩而说不出口的“我想娶你”却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回应。正如李国梁遗留给黑牡丹的照片,我的视线总是跟随你所在,但是如今我自己将永远不知踪影。这样的爱情,在生活中不需要你侬我侬的情诗,在电影中也不必过多的情节铺垫,展现起来却更加深刻,更有表现力。
同样是既渲染小情,又凸显大爱,《流浪地球》便做得十分出色。刘培强爱人类生活的苍穹,以身殉寰宇;他情牵子女,以命护羽翼。除了爱与情,电影还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地球史诗。三者相洽融合,集中地在刘培强牺牲的高潮情节蓄力展现,即使是描绘柔软的亲情,也没有使用过多绵长话语与冗陈旧事的叙述来拖沓电影的节奏。
影片涉及题材角度新颖,作为国庆档的献礼片,本足以激荡国人的灵魂。尤其是当观众观影完毕,想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细节时,会发现往事并不如烟。纵然这部电影感情戏有张力十足之处,动作戏整体表现力丰沛,不分主次的杂糅却造成节奏的错乱,这是一大败笔。
中华民族不缺少故事,缺少的是发现和挖掘。无论电影成败何如,这确实是对一个时代切面的特写,将会有更多的人在更长的光阴里记住王富洲、刘连满等人,那段历史也将重新被人审视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