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文学院2021级的杨欣欣（化名）为了“早八”整装待发。临出门，满电充电宝、充电线、电量100%的手机列队检阅，最终被“投”入书包。当她出门背起书包时，砖头似的充电宝比所有书本加在一起还要沉。然而，这样的“负重训练”却已是常态。下午，杨欣欣坐立难安地面对着74%电量的手机。记录重点知识的紧迫与想要充电的心情进行着“极限拉扯”。等她终于放下心来，已是课后用上充电宝时了。杨欣欣为何如此为“电”痴狂呢？

杨欣欣的生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个网络热词——“电量焦虑症”。而电量焦虑的背后是对于失去手机，“网络”失联的恐惧。卡格拉•耶尔德勒姆等学者于21世纪初提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这种无手机焦虑症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指人们因不能使用以手机为代表的通讯技术而产生恐惧、焦虑、沮丧、易怒等负面情绪，这是对手机依赖上瘾的体现之一。杨欣欣的“电量焦虑”都来源于对电量流失后不能使用手机的后果的恐惧。可以说杨欣欣对于充电宝的执著，以及上课时坐立难安焦虑沮丧的表现，都是“无手机恐惧症”在背后作祟的结果。

为什么会产生“无手机焦虑症”呢？

在智能手机的运用还未普及的功能机时代，电量似乎对人格外宽容。那时手机功能单一，有的甚至只具有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等基础功能。一个以实用功能为主的通讯设备，显然不会受到人们长时间的关注，更别提让人上瘾。因此，功能机能够轻松做到“一周一充”甚至“一月一充”。只剩一格电的老人机也能够顽强完成10个电话的KPI。然而，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帷幕缓缓升起，“电量焦虑症”也攀上人们的心灵巅峰。

与主要专注于通讯功能的功能机不同，智能机更像是集万千“应用”于一身的“网络弄潮儿”。手机的性能越来越强，集联络，娱乐，消费，生活，甚至健身等功能于一体，智能机的技能树“大放异彩”。但功能的拓展往往以加快电量的消耗为代价。根据Mobile Quest的调查，中国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从2017年的3.5小时飙升到了2019年的6.0小时。平均每个成年人每天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手机上。长时间与手机为伴，加速了电量的消耗，也增加了对于“网络失联”的恐惧，手机仿佛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外置器官。

社交软件是促成“人机捆绑”与电量焦虑的罪魁祸首之一。当被问到为何如此为“电”痴狂时，杨欣欣回答道：“我真的很害怕在没有手机的时候错过重要的消息。”社交软件随时待命，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社交礼仪。信息的交流早已脱离从前“车马很慢”的时代，取代的是信息洪流。学院的消息，班级的消息，同学们的消息……人们早已成为24小时接线员，而这一切都被寄托在正常运转的手机上。“令我产生巨大心理阴影的是，一次手机充电时，我没有及时查看消息，因此迟到了班级的团日活动。”杨欣欣在回忆时脸上表现出无限苦恼。“从那以后我的‘电量恐惧症’就更加严重了，手机电量100%已经成为常态。谁知道手机没电时我还会错过什么呢？”

查看社交软件总是快速的，真正的“耗电大头”则是对于手机日渐严重的依赖症。在等公交车无聊时，在社交场合尴尬时，在对枯燥的工作产生厌倦情绪时……这些负面情绪都是我们打开手机的理由。打开手机，无限的信息涌入，冲淡无聊、尴尬、厌倦。手机，是安慰和愉悦的开关。频繁地查看手机，长时间持续浏览，手机成为了我们的日用品。线上支付技术带来的便利，手机像素提升创造的便捷，都使人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直线上升，对于电量消耗直接导致的无法使用手机则表现得更加焦虑。此时，背上沉重的充电宝，带齐充电装置成为了缓解患得患失感的重要方法。

“我的日常活动例如看资料，打游戏，都离不开手机。每天几乎是从睁眼开始我就在面对手机了。因此我不得不在手机电量下降时做足措施——为它充电，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感到安心。如果手机电量下降到50%以下，我便会坐立难安，迫切地希望有个充电宝来拯救我。”文学院2021级的刘勋勋（化名）如是说。“为了手机电量准备两个充电宝的我看起来像是一个移动式充电桩。”

“电量焦虑”带来安全感的长期缺失。将“省电”大法贯彻到底的同时，努力降低对于手机的依赖，是从“电量泥潭”中挣脱出来的唯一办法。“好钢用在刀刃上，好电只供必需时。”有意识地省电是摆脱“电量焦虑”的关键一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场合，如上学路上，课堂学习，好文欣赏等等，也许并不需要手机参与。当然，提升自信心吧，世界不因手机而存在。即使手机没电“一命呜呼”，记得常用联系人号码的你也不会失联，身上揣着现金的你也能购物。那么，你是否有将自己拯救出“电量焦虑”泥潭的决心与行动呢？

放过手机，放松心情，将被电量吞噬的明媚归还于春吧。玉兰花开了，你嗅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