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德坤

过年的平和，从来都是要放炮的，尤其是在厦门禁炮以后，所有去了厦门生活的平和人，回了乡都要做的事就是去放炮。在炮仗声里吃鸭肉咸肠，假装自己还过着那个传统又气氛十足的年。

全国各地的炮竹都差不多，放炮的理由估计也是。除了三十那天的炮，我记忆里还有初五送神、初九迎神之类的。每次听到鞭炮嘶嘶响起，捂住耳朵，总是期待着几秒以后的一地喜庆和满身火药味--这种城市生活中甚少出现的味道实在是令人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也根本也不知道震耳欲聋的红色飘雪里出现的是哪位神仙大人。

放炮没有什么讲究，除了阵势一定要大以外，恐怕就是能打扰多少睡眠就打扰多少睡眠吧。从凌晨两点就有人能开始放炮，从此这炮声便跟起不来的闹铃一样不绝耳，轰轰烈烈持续到午饭，各家人吃饱了，下午继续。有时半夜里听着楼下大人们在偶尔出现的鞭炮声间隙推杯换盏，总会想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早睡早起的鸡会不会被炮仗声惊醒，第二天睡不起忘了打鸣？

然而我始终也不知道鸡会不会忘记打鸣，一是我从来也没在十点之前醒来，二是县城里没人养鸡，鸡都在镇里，叫醒人们的，往往是隔壁小孩的摔炮。

摔炮应该是年轻人的欢乐与愤怒之源。比年轻人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摔炮是假装自己正在闪亮登场的背景音乐；跟年轻人一样大的时候，特指城里返乡的、正在颤颤巍巍学着自行车或者小电动的年轻人，摔炮简直是一把惊弓，自己是那扶不起的两轮车上待宰的鸟；等比年轻人更老一点，摔炮就成了使人在驾驶座上骂农村的街的主要原因。但我依然喜爱摔炮，因为摔炮的火药味闻起来仿佛浓缩的鞭炮，像城里人的大麻一样，甩出去的手劲越大，声音越响，硫磺味儿闻起来也越带劲。我爱摔炮就像更小的时候我爱仙女棒一样，爱的不是它完成本职工作时的精彩瞬间，而是火药燃尽以后被我摆在地上假装是地砖的纹身，满足我无用的脑洞。

我的脑洞这么大以至于我曾认为外婆家楼下的炮竹店春节期间最赚钱的时候就是我回家以后拽着我姐们一起去游乐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我那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依然敌不过一圈鞭炮的钱，但我就认为我是金主。

我以为我可以凭一己及我爸的钱之力养活这家店，然而今年回去的时候，它竟然关门了。我外婆喝着自己酿的高度荔枝酒敬我姨，我姨再一脸看城里傻孩子的表情对我爸和我说：“这家店早不卖炮了，现在炮很少人放了。”作为县城里的一个小领导，她谈起了大领导们意图推广禁炮的努力。来自城里的姐妹们表示不解，她喝着酒也觉得莫名其妙。终于在所有人喝高了的莫名其妙里我们找到了家里还没放的两圈鞭炮，挂在院子里的树上噼里啪啦一通，依旧是捂住耳朵看着一地树的落红感叹年味浓郁，只不过放完我爸撇下我跑回去喝酒，留我一个人来清理这一地狼藉。

用农村里那常年被拔下几根打小孩的扫帚叉起那片纸屑，往年丢在家门口谁扫这玩意儿？院子里莫名有些清净，仿佛不在过年，所幸酒杯里的外婆说晚上也许能睡个好觉，因为初五不再有那么多人放炮。睡得好是我过年唯二的期冀，另一个便是收到尽可能多的压岁钱。然而大人们的推杯换盏不因为鞭炮不响而停止，凌晨两点余音绕梁的不再有噼里啪啦，但席间的哄笑依然。

我以为我可以在熟睡里被摔炮叫起，可惜八点不到炮竹声便入梦叫我送神。睡神仍然在十点多被我送走，但接下来一整天的炮竹明显不像往年那样此起彼伏。晚上跟着我姐骑着小电动去吃芋圆，看着街边大过年仍张灯结彩的咖啡店里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时不时有小孩子往路上扔几个摔炮，火药味还是很浓。炮的质量不因销量而下降，也许是这里的人值得这样美好生活的原因。

不过我也没什么好遗憾，毕竟也许初四那两圈鞭炮送的不是神，是我以为的年味。年味不是咸肠或者别的什么，就像火药味也不过只是硫磺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