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看断红消是自然
作者:吴沛编辑:吴沛
发布日期 2020-04-21 17:37:27

之前看到文学院的毛老师板书“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一种无可奈何情形之中”,便觉得一知半解。近日看张恨水的《春明外史》的结尾写道:“如今悟得西来意,看断红消是自然。”《金粉世家》的序中也写道:“嗟乎!人生宇宙,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回顾民国那段旧时光,似乎又有点明白“生命似异实同”的含义了。

我读《春明外史》,其实并未把它当成普通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来看待。因为读着读着,总不免惊叹于张恨水诗词文赋信手拈来的文人气质,张恨水驾驭文字的能力妖娆而不失清丽,即使写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也不至于流于艳俗。加上越读到后面,越能体味到一种若有若无的哲理意味。《红楼梦》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深受古典小说影响的张恨水也在他的小说中表达了相似的情状。

《春明外史》有如一卷民国时期北京城的清明上河图,会馆、妓院、寺庙、剧场等等场合中的众生相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喧嚣的人始终喧嚣,冷静的人也始终冷静,从大喜到大悲,书中的一个个人物相遇又别离。主人公杨杏园在经历了太多的纷扰后大病一场并遁入空门,弥留之际为自己写下一副挽联:“生不逢辰,空把文章依草木!死何足惜,免留身手涉沧桑!”随后他将笔一扔,长叹一声道:“可以去矣!”小说便在杨杏园的顿悟与圆寂中仓促收尾。余下的那些人的命运作者并未交代,却也因为留白的处理更显余味悠长,想来也不外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罢。

作为一幅民国时期的风俗画,《春明外史》展现的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的社会百态。报人杨杏园一方面饱读古典诗书,学古人一般赋诗艺菊、击鼓传花,另一方面也乐于接受新文化的洗礼,这从他劝白素秋“现在正讲的是社交公开,好为男女平权的运动”中不难看出。杨杏园无疑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缩影,而《春明外史》的叙事艺术却远远不止这样扁平化,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涌现出的远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更多的是官僚、妓女、和尚等一系列不同身份的人。对于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张恨水的刻画不可不谓入木三分。张恨水是通俗小说家,而将通俗小说写到如此兼具深度和广度的境界,也就将大俗写成了大雅。

舞厅和新式剧院等都是《春明外史》中刻画出的民国新事物,男女平权、自由恋爱、女子经济独立等先进的呼声在书中频频响起,因追求精神自由而背弃旧式婚姻的“安娜·卡列尼娜”似的身影也在书中频频闪现,张恨水甚至还先后提到两则同性恋爱的悲剧故事。如今我们看来或许已经觉得不新鲜,但放在当时那个年代,却是相当先进。张恨水也曾因被贴上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标签而被视为“封建余孽”,甚至被视为新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股逆流。而我却认为,张恨水的小说有如一条原生态的大河,它以章回体的形式嫁接现代事物,却永远不会把文笔禁锢在最初挖掘的河道之中。

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际遇拼接而成的,历史学家的视角往往一览众山小,他们的笔下看不见深街瓦巷。新闻也是瞬间性的一种记录,太多精彩而动人的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无声地掩埋在了时代的黄沙之中,不久便无人问津。与历史学家和新闻人不同的是,小说家抑或是文学家却可以把那些平凡的人事从历史的边缘和暗处正式打捞出来,通过重温个体的生命体验,诠释个人生命中除去悲欢离合之外的种种可能。巧妙的是,张恨水利用报人的敏锐眼光洞察世相,同时利用小说家的笔触写下那些秘闻,竟形成了一部《春明外史》。

“从我记事起,父亲永远是一袭长衫,对人彬彬有礼。”这是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对父亲的印象。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他的一生中却有一半的时光是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小说中的杨杏园也是客居北京的安徽人,并且二者拥有共同的报人身份,由此看来,杨杏园的身上或多或少可见张恨水的影子。小说中的李冬青女士曾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形容杨杏园,而杨杏园在与朋友联诗时也自嘲“ 归来今夜江南梦, 憔悴京华病后身”。杨杏园是北京城有名的报人,也是受人尊敬的文人,而回味起自己孑然一身作客他乡的滋味,时常彻夜难眠。他曾说,文字为忧患之媒,要是不识字,糊里糊涂地过去,或者不会这样伤心。而我想,以杨杏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境遇或许不仅仅是“文字为忧患之媒”的缘故,更多是时代使然。

张恨水笔下的众生相荒诞而奇崛,而细细品味,竟也能从众多人物及其命运的极端和残忍中发现被埋藏着的深切的温情。透过张恨水灵魂叙事的手法,我们不难发现,《春明外史》多声部独白的背后,其实是作者借杨杏园之口道出的“看断红消是自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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