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魏晋风度》一章后，我有了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李先生在章节开头部分对于魏晋风度的背景交代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较大，虽在文中各处可以散见大部分作为背景的史实，但十分零散，时代背景值得进一步梳理；另一方面，我对于《魏晋风度》一章中三部分的章节逻辑有了一种自己的认识，想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我认为可以用西方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来理解。其中，中原地区的汉人士族的“回应”对于魏晋风度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胡人因气候转寒南迁，与中原农耕民族争夺资源与土地，从而造成中原多年的战乱纷争、王朝鼎革、胡气氤氲，此可谓之“冲击”。另一方面，汉帝国、晋帝国先后崩坏，原有的政治、经济、精神价值的一元化格局破碎，此可谓之“回应”。
在“回应”中，集权式的地主经济模式逐渐为分散的、经济自足而拥有武装的士族庄园经济模式所替代。由于士族庄园主军事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权力；而又由于庄园主较为分散，所以又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对抗中央的实力中心--因而在这个时期皇族与士族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门阀士族借着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地位拥有了“审美”的独特条件--充分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审美观得以不受制于政治而影响政治、审美内容得以不囿于现实功利和现实政治--从而追求纯粹的精神享受，而个体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得以充分重视，于是这就成就了李泽厚先生所谓的“人的觉醒”。
在这里，我认为李泽厚先生所谓的“人的觉醒”是一种“内在的人格意识的觉醒”。但正如上述，“回应”本身存在一个过程，而我所谓的这种“内在的人格意识的觉醒”不是发生于“回应”完成后，而是存在于“回应”过程中，否则这就与李先生所举的如阮籍等例子矛盾了。
《魏晋风度》一章分为三个部分--《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陶潜》。
其一，《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觉醒”从不自觉的无意识到自觉的有意识。
《人的主题》中以《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为例，强调其“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但同时又指出“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所谓的“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实则是对于两汉谶纬与经学所强调的鬼神迷信、道德节操等等的怀疑、否定与反思，“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以“贪图享乐、腐败、堕落”的形式实现的“觉醒”无疑是一种“觉醒”：因为他们发现了“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从而突出了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这样的一种“觉醒”无疑又是一种浅层次的“觉醒”：这种“觉醒”中体现的“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其实是一种出于对不可信的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的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人性流露，而不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自我认知和内在的人格意识的觉醒。
但是逐渐地，这种“无意识”在时代的裹挟下开始转向，人们对于“人”的认识和作为“人”的意识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得以深化。我认为使之深化的社会背景关键有二：其一，“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其二，“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
于是，在九品中正制的要求和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的氤氲下，“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无意识”开始向“有意识”转变，于是有了颇显魏晋风度的哲理思辨化的玄学、有了“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造型艺术、有了“言不尽意”的语言艺术--以至于“文的自觉”，文学从“宫廷玩物”独立而形成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飓风，在“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从而又拓展到绘画与书法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美学“自觉”。
我认为，阮籍是作为社会上层代表的“觉醒”优秀实践者出现在文中的。阮籍虽然生活在社会上层，但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的危险，使他生活在“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在这样的矛盾中，他“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但阮籍却“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哀伤......写得这样深沉美丽”，这种在痛苦的巨石的打磨中凝华出来的痛苦的美，无疑是阮籍运用内在人格觉醒进行自我解脱的实践成果，也是“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这种以痛为美的实践，自成魏晋风度。
而陶潜，则是“觉醒”优秀实践者的社会底层代表。“陶潜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将内在人格觉醒完全融于现实生活。作为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或仕或隐的选择，是可以由自己掌握的，他们不必如阮籍之流裹挟于政治争夺的洪流中身不由己。所以李泽厚先生说：“内在的人格和不委曲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
所以，陶潜与阮籍都将内在人格觉醒加以运用，分别达到了底层士人“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超旷之美和上层士人“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痛苦之美。
简而言之，《魏晋风度》一章的内在逻辑就在于“人的觉醒”在时代的裹挟下从不自觉的无意识转变为自觉的有意识；再从意识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产生了阮籍和陶潜两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优秀实践者，成就了魏晋风度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