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文

在武汉求学，离家半年。一放假，我就迫不及待地踏着未化的积雪奔向莱州，那是我不知在心里默念了多少遍的城市。家乡似乎没什么大变化，路还是那条路，树还是那些树。清冷的北风没有对归乡的游子手下留情，牵挂的少年也未因我的思念从天而降，家门口的小商店尚未打烊，街道上依旧人来车往。

然而这半年草木安然无恙，人却大不如前了。半年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可能无足轻重，但对于一个已经101岁的长者，每一秒的流逝都让她更接近死亡。

我求学前的暑假，她度过了她101岁的生日。那时她还口齿清晰，意识明朗，叫的出每一个来看望她的亲人的名字。她胃口极好，喜欢吃红烧猪头肉和肉汁鲜美的大螃蟹。子孙们围着她转，陪她聊天、逗她笑。

三年前太爷爷去世后，太奶奶成了家里唯一需要重点照顾的对象。

我一直觉得她身体硬朗，然而我必须面对的事实就是她已经走在了人生的边缘。半年后再见她，她的脸瘦了许多，发丝凌乱地散在额前，眼神中是我读不懂的迷茫；她比以前更嗜睡了，可以从沾满寒霜的清晨睡到暖阳西下的黄昏；她腰也越来越佝偻，她不再靠着轮椅背，而是身体向前倾。她开始返璞归真，睡觉时蜷缩成婴儿的状态，对食物也丧失了热爱。

广东的大爷爷和东北的三爷爷闻讯从中国的南北两端赶回家乡。看到远方归来的儿子，她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彩。那晚，爷爷家的餐厅灯火通明，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吃着佳肴、饮着佳酿，说着温馨的家乡话。只有她趴在客厅的轮椅上静静睡去，和背后的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毫不相关。岁月让她没有足够的精力参与一场盛宴，但我们都知道，她比任何人都喜欢团圆。

她和热闹这个词渐渐疏远了，变得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我始终忘不了我回家时，她奋力抬起低垂的眼皮望向我，沉默了许久，最后轻轻问了一句：“放学了？”这句话差点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她心里我永远是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我哽咽着说：“哎，回来看您了。”

长辈背后教导我不许当着她的面哭，怕引起她的难过。但有些时候情感如洪水猛兽般难以抑制。她可以坦然接受自己某一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世界，我不能接受。即使人在成熟之后懂得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对于在意的人和物，终究是无法做到风淡云轻地挥手告别。

她大概也预示到了自己生命之火的摇摇欲坠，坚定地拒绝去医院，认为她身体的不舒适都是自然衰老的迹象。太爷爷是在医院离开的，没能满足他回家的愿望成了子女心中的愧疚和遗憾。她大概不想重蹈覆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安详地离开，是人本能的渴望。

3岁娃娃亲，16岁结婚，生了12个孩子，夭折了7个。唯一的女儿早她离世多年，四个儿子有两个不在身边。她做了一辈子的妇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顺从太爷爷的脾气，更别提有什么雄心壮志。然而最后的归宿，她固执地想自己决定一回。

既然无法决定生在哪里，至少选择何处归去。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和体面。

我很难讲清楚对她的感情。我记事的时候，她就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正值青春年少时，她已迈入鲐背之年。她和太爷爷是重大节日时必须拜访的长者，过年时脆生生地喊一句“过年好”，便可以欢喜地从她手里接过红包。

她不是个很大方的人，后来在亲人的要求下她把压岁钱从200涨到了400。小时候不懂大人之间的纠纷，他们总是有生不完的气，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在耳濡目染中也影响了我对她的印象。早年遗留下的婆媳、妯娌矛盾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可也有波涛汹涌的时候，而且往往牵扯着子孙后代针锋相对。

我一度讨厌过她。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理解她。她是民国出生的裹着小脚的姑娘，父母没有先进的观念。在封建礼教的教化下，她的思想自然很难与后代接轨。纵使时间将她打磨得渐渐温和，后人却依旧用挑剔的眼光看待她的言行。我只是觉得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斗争，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代代相传。

她在一寸一寸光阴的凌迟中老了，也没有人再跟她斤斤计较。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她健在的日子里多看她几眼，多握握她的手，多跟她说说话。曾经我不以为然的陪伴都成了加倍弥补的遗憾。人总是在预感与某人某物缘分将近时，才会变得格外珍惜。

且看她头戴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点，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惟愿来年春暖花开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