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刻本《文章辨体》，至今已有552个年头，是全馆所藏文献中“最年长者”；明崇祯年间刻本《古周易订诂》、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周易辨》，均为目前国内孤本；中国早期的“百科全书”《汉隽》、陈诚的日记和书信、钱基博先生一生书本珍藏、大量珍贵的近代西文图书，折射出当时外国人眼里的中国…… 古籍特藏室内10万余册藏书是一百余年来华师人的积淀和传承，从最早的文化公书林到现在，见证了学校的历史变迁，一册册线装书籍，一张张泛黄书页，沉淀着文化，发酵着岁月。
如今已经从古籍特藏室退休的张晓明回忆道，解放初，老一代的图书馆人为了不断扩充馆内古藏，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遗留在民间的珍贵古藏。“汪大邦啊，那可是文华图专出来的老学员，科班出身的。”张晓明说。上世纪50年代，就是汪大邦在汉口的一家旧书店发现的这一册线装本《中华民国宪法》。因民国历史较短，留存下来的《中华民国宪法》数量极少，它对国家宪法制度、领土、主权及疆域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对于现在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宪法》可谓是无价之宝，可谁能想到，当时这本书只值七毛钱。
张晓明说，当时图书馆有专门的“采编部”和“采访部”，采购各类古藏，走街串巷地去访求古藏，最后整理编目。由于那时交通不便，信息渠道不广，对古籍有一定评鉴能力的人才不多，老馆员们只能靠自己亲自去一个个打听，登门拜访去求古籍。
众多珍贵文献得以完整保存至今，经历过不少曲折。文革初期，有人曾想闯进图书馆查“四旧”，当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当机立断，联系了学校修建部门，将书库5个入口中的4道门垒上双层砖封死，把门全面遮掩住。此后，包括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内，谁也无法进入书库核心收藏地带。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用砖封死的入口才逐步打开。珍贵文献便这样逃过一劫。
不光是收集的过程十分艰难，如何保存也是个问题。现任职于古藏室的陈春玲回忆说，当时图书馆还未迁址时，古藏室位于科学会堂后面逸夫楼里。武汉的天气变化莫测，但古籍保存却要求恒温恒湿。“古籍特藏室是全校第一个安上空调的，而且是24小时。我们人都还没用上空调的时候，古藏就先用上了。”陈春玲说着就笑了。当时在逸夫楼里，古籍室就选在靠北向阳的地方，而且为了除虫，以前每到夏末秋初，图书馆就会进购大量的樟脑丸放在古藏室的各个角落，“樟脑丸对人体是有一定损害的，可没办法啊，那时条件只能做到这样了。”陈春玲说。后来条件好些，馆员们选择借鉴古法，在书页里夹红丹纸，这是一种事前浸泡过防虫药水的红色的纸。除了这些，馆员们还会用特别的函套或木箱密封古藏，更好地保存古籍。尽管条件艰苦，可前辈们依然用他们的辛劳和智慧将这些珍贵的历史收集保存了下来。
到了现在，所藏古籍有许多可以在特藏阅览室里阅览。为了尽量减少对古籍的磨擦、损伤，每张桌上都铺有软膜；古籍的取、放，均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而读者需戴手套翻阅，用图书馆发的纸签当书签决不许折角以做记号；读者做笔记必须用铅笔以免墨水蹭到古籍；必须整函查阅，不能折成单本；不可静电复印，特殊情况下可摄影复印……无论是读者还是管理人员，都默契地劳心费力，希望将古籍的生命尽可能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