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洁 杨媛 钱文颖

20岁以前，李会、丁飞、朱优佩、黄嘉滨，这四个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城市人”不会想到因为科研立项，他们会与中国自古以来便生生不息的农业走得如此之近。

当从未接触过农业、农村的四人真正走进真实的农村，才发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还有一大群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务农的微薄收入过着苦巴巴的日子，这一切让他们惊讶。

在结束不久的2014年度的挑战杯中，李会、丁飞、朱优佩、黄嘉滨四人组队展开以“家庭农场”为课题的调研。在一个多月的调研中，他们走访了武汉市五个农业区，写出《国家庭农场的孵化培育研究--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报告》，取得校赛一等奖，并获得武汉市副市长的批示。

20岁的他们，想关心农业。

20岁，我们也想关心农业

2014年，值“挑战杯”科研立项之际，李会便有参加立项的想法，拉上和自己合作过多次的黄嘉滨，两人又找来丁飞、朱优佩组成团队，一起做科研。在老师点拨下，“家庭农场”这个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概念，进入队长李会对于科研立项课题的构思，经过小组的讨论，最终被确定为团队科研立项的课题主题。

对于这支平均年龄20岁，队员都是城镇户口的团队，农业与他们太遥远了，而科研的对象却是家庭农场，他们不知道面临的将是什么。

首先就遭到了院科研负责人涂正革教授的质疑：“课题研究的范围太大不好操作。”基于现实，小组决定首先选择武汉市的家庭农场进行研究。

要研究农业，首先得找到农民。但在武汉这座现代化的省会城市，高楼林立，农民的身影已很难再寻，而队员中也没有一个是武汉市市民，这无疑给了四人一个“下马威”。

好在借助网络，小组确定了武汉市的黄陂区、东西湖区、江夏区、新洲区和蔡甸区这五个农业区为调研的地点。但农业毕竟离他们太遥远，尽管确定了调研的地区范围，但是如何找到农民，如何在农民中找到家庭农场主等都成为摆在四人面前的大问题。

第一次去调研时，四人早早赶第一班地铁武昌站转乘公交车到黄陂，但由于不识路，几个人就像“迷途的羔羊”在偌大的车站中寻找开往黄陂区的巴士，好不容易到了黄陂区，却发现黄陂区也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根本看不到农民的影儿”。

于是，小组开始满大街问人，寻找农民的足迹。最终，四人辗转来到一个小镇，可小镇街道纵横，根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丝毫没有任何与农业相关的迹象。四人又开始四处询问路人哪里能找到农民。最后，他们发现采访地点被锁定在一些连百度地图都无法呈现的农村。

（从左至右：黄嘉滨 朱优佩 老师 李会 丁飞）

一番波折来到乡间，却发现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意与他们沟通。“很多农民会嫌麻烦，而且我们的调查还要问到他们的收入，因为涉及隐私部分农民是不想回答的。”

但是，为时一个半月的调研是不等人的，反思每天只能做4到5个家庭农场主的调查的现状，李会忽然想起在上调研指导课时老师说过可以求助相关部门，李会将方向转向当地的农业部门，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支持，因此得到了许多农民的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

真正走进农村后四人才知道，新农村并没有完全普及。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还有一群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农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除了家庭农场主是年轻人，大多数种田的普通农民都是中年人，甚至还有老人。很多农民都活得很苦，就是那些农民包了几百亩地，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而“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农业也需要新的力量去投入，不然以后就没人种田了。”李会说。

短短一个半月的深入走访农民基层的时间里，他们亲眼看到当今中国真实的农村。李会回忆起某次调研中一位农场主对她说的一句话：“你才20岁，就想关心农业？”心里无限感慨，“农业确实离我们这些年轻人太远了。”

可是四人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了解了武汉的农村农民农业；我们也敢说，作为吃粮食长大的全国各族人民之一，尽管才20岁，但是，我们想关心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