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从1998年到2013年，泡在工作室里5400多天

　　1992年，国家全面铺开编撰《中华大典》的项目。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我校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

　　或许因为编撰大典工作繁冗复杂，或许因为从未接触过类似项目、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据先生介绍，本有文学院两位教授先后接受该项目，不过都因工作量大、编撰难度大不得已放弃了。由此，我校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这使得《中华大典》湖北省领导小组找到当时的校长王庆生“摊牌”，“激将法”式的通知我校说：如果华师还不开始该项目，就对外通报“华中师大无力承担《训诂分典》的编撰工作”。

　　“一定要接下来。”时任校长王庆生对社科处说。面对这个国家级文献项目，华师当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接受还是放弃这项任务。当时的校领导和文学院教授们均处于为难的境地。

　　“我接！”原本非编纂组成员的李思维临“危”受命。谈起这段往事，先生认真地说：想着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先生立即联系文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老师，组织起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嘱有关事宜，仅仅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稿，且一次通过。

　　接下任务时，花甲之年的李思维先生已退休。“希望能发挥余热，编撰大典就是为后人做研究提供参考，”先生近50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经历无疑为这部《训诂分典》的编撰增色不少。这部《训诂分典》将会为以后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们提供齐备的资料。

　　于是在李思维先生的牵头下，组织起华师的《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

　　李思维的老伴伍凤容回忆，项目刚开始阶段，他的头发一年间全白了。当时项目组人手不够且面临资金的短缺，“没有人又没有钱，”他只好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每天早上很早就从家中出发去工作室，一直会忙到晚上。“从早到晚，退休了的老头比正常上班的人还准时还规矩，”老伴打趣地说着。

　　“做项目不要命，”一直以来，李思维对《中华大典》的投入，老伴伍凤容都看在眼里，她明白，李思维就是“犟”，接下任务再难也要完成，“别人都忙着评职称，都嫌这个项目太麻烦，”伍凤容深知先生的不容易，“所有人都说他不该继续搞下去，可他一直坚持。”

　　在西区老招待所的工作室中，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保暖帽、身体瘦弱的老人坐在工作室的角落，身边堆满着打印好的《训诂分典》的校对稿，仅剩下编写引用书目和总的编撰说明的工作。

　　初冬的下午，寒意逼人的工作室中，空荡的仿佛只有李思维伏案写作所在的角落有一丝的温暖。这也许是华师最能坚持的老人，在经历了15年每天的查古籍、归类解释的“苦功夫”后，平淡地说起自己最大的优点：能耐心，能沉下心。

　　这15年，在来之不易的工作室中，李思维一直坚持编撰大典，一干就是十五年。在当年，《中华大典》因工作难度大、对个人发展实际效用低的种种原因，成为没人愿意接下来的“烫手山芋”。但却成了李思维无法割舍的事业。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任务是值得被放弃的。“既然接下任务，就没有理由放下来，”这无疑是一段艰辛又幸福的历程，作为《训诂分典》的主编，所有的重担、压力都在他一人身上，但是他却始终“不离不弃”。“做了件有益的大事，也算无憾了。”

　　每天，从东区的家中走到校报编辑部的旧楼，早出晚归到办公室，没有空调电脑，只是沉心阅卷。一个人安静的在工作室中进行着他的编撰工作。团队中，也只有他是每天准时来到办公室，一呆就是一天。对资料的裁剪和标注，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标点的修改批注。

　　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红色陶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撰稿，每页复印纸上竖排繁体的文献上都有他的标记。每张稿纸上都是他一笔一划的文献记录。

　　除了他伏案写作的一席地和查阅古籍的资料上，其他的地方都沾满了灰尘。办公室墙角也结上少许蜘蛛网。对他而言，这是间来之不易的办公室，“原来这边是琴房，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现在，《训诂分典》800万字已完成，团队成员正处于校对阶段。预计，明年初会正式出版。15年的风风雨雨，5400多天的坚守，李思维带领他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工程最艰巨、编辑出版任务繁重的国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