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单向隧道中牟足了劲前进，新兴产业不断兴起，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和追求趋向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新萌发出的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向，比如粉丝文化的资源需求、网红化、科技化的发展趋向等，给与了“黄牛党”新型的倒票理念和经营商机。

如今，“黄牛党”在新媒体时代下持续猖獗，投机倒把，肆意发展。他们通过非官方、非正当的渠道抢占社会资源，再强买强卖，破坏社会资源的流动和消费市场的运行，赚取中间高额差价。毋庸置疑，“黄牛党”的倒票行为有悖社会商业道德准则和社会法律法规。

“黄牛党”倒票的第一步便是通过对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进行精准且详尽的分析，找准具有大量资源需求的固定消费群体，锁定其谋利对象，圈定要攻破的资源市场。再而，“黄牛党”便与社会大众进行社会资源抢夺。他们有组织性地成批伪装成消费者，第一时间购买大量资源，导致真正所需的消费群体无法从官方渠道得以满足，再而诱导其高价购买自己手中的资源。

“黄牛党”倒票行为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在行为本身上，“黄牛党”的商业动机显然并不纯粹，其建立在破坏社会运行秩序的基础之上，带有过度的功利性、投机取巧性，甚至暗含破坏性。这就如同一颗在胚胎时期就坏掉的种子，即便赐予一片沃土，又如何能期待其能抽条开花？在行为影响上，“黄牛党”利用了社会供求关系、买卖关系，打乱了供需平衡。他们宛若社会的蛀虫，孳孳不息地汲取着原本供给给社会大众的营养，使消费市场呈现出资源匮乏的面貌，从而误导了社会资源的分配。

随着“黄牛党”市场愈来愈乱象横生，“黄牛党”如野草之势，漫无边际地扩散发展。他们恣意妄为，愈发猖獗，甚至利用自身的关系枢纽作用，打入售卖方内部，直接取得资源的获取渠道。他们从小型、落寞的寥寥几人，在短短时间之内，发展成为队伍庞大、有序、有手段的社会组织。许多票贩子背景强大，和主办方、售卖厂家、品牌方，甚至各路电视台之间存在着不可说的微妙关系。他们社会人缘广博，各路消息灵通，倒票手段让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避无可避。

这种非官方组织与官方组织之间的不正当勾结，严重破坏了售卖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黄牛党”成为了一个介于买卖方之间的哄抬物价的“第三者”，将原本在合理范围内的买卖价格进行炒作，损害了购买者的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社会购买力。其抢占社会资源的行为直接危害着社会大众的消费生活。在资源市场中，消费者群体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本身就不具备对其所需资源的生产能力，而有限的社会资源又遭受到“黄牛党”的蓄意窃取。迫切的资源需求与无法满足的现状相互矛盾，使得社会大众在与“黄牛党”的博弈之中如同“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

对此，社会相关部门应该要勇做消费市场的哨兵，保卫社会大众秩序井然的市场，扫除在地沟里四处窜梭进行买卖的“老鼠”。一方面，可以建立专门的攻破小组或者算法预估系统。通过对网络账号购票记录的实时监管，警惕、判断、抓取、拦截有过度购票趋向的账号，筛选、查控、审核空白个人信息和消费记录的账号，以防“黄牛党”单方秒空资源、囤积票务。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售票方的核查与监管，谨防其与票务贩子暗中勾结，改善“实名制”等一系列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预防制度。对于非法贩票组织、黑客用户、不良软件开发者等，社会部门要加大惩戒力度，构建起完善且有震慑力度的法律系统，铲除网络媒介中的“黄牛党”恶势力。

在新时代下，“黄牛党”之所以能够持续生存与快速发展，除了其在资源获取上获得了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得益于追星族的日渐壮大。新媒体时代追星文化日渐盛行，泛娱乐时代向我们昂首阔步地走来，社会大众愈来愈愿意为偶像买单。这使得明星的“黄牛党”市场尤其繁杂，歌手的演唱会、演员的发布会、见面会以及颁奖典礼等娱乐活动受到众多社会群体的追捧，这也为“黄牛党”打开了另一个倒票窗口。

追星文化宛若一场春雨，滋润了“黄牛党”在新媒体时代下的生存土壤。一方面随着时代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的消费心态欲望化、消费能力过度化。粉丝之所以愿意约定俗成地向“黄牛党”高价买票，是因为他们拉近与偶像距离的需求无法通过官方渠道得到满足。这既归因于“黄牛党”对社会资源的破坏，也归因于社会资源本身的有待完善。

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时代下网络空间虚拟性、美化性特征的发展，粉丝与偶像之间营造出了一种“距离美”、“朦胧美”，即社会大众与媒介真实信息之间存在一定距离。这种距离有利于更好地鼓动粉丝群体的消费行为，从而为“黄牛党”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巨额消费群体。对此，“黄牛党”的确及时且充分把握住了新时代的特征，敏锐地捕捉到了巨大的商机，但只可惜苗而不秀，深陷歧途。

“黄牛党”贩票行为是一种赌徒行为。在与粉丝群体的博弈中，他们的赌注便是其消费底线。在新时代粉丝文化和网络媒介的双重作用下，粉丝群体只好扩张自主权，提高消费额，降低消费底线，自愿跳进“黄牛党”的陷阱，主动掏腰包，用狂热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追求所需。正如费斯克所言，“文化经济交换和流通不是财富的化身，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代表。”粉丝对“黄牛党”的消费行为，绝大程度上都并非是出于其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意识的欠缺，而是对自身意义、快乐、自由权的一种追求。

但风暴正中心总也存留着那一亩三分的平静、安详之地。部分“黄牛党”利用社会大众出现的新需求，进行新媒体时代下的转型，诞生出新型“黄牛党”。新型“黄牛党”不再聚焦于倒卖消费群体所需的社会资源，而锁定在消费群体的行为需求上。他们不再通过资源与金钱的不对等交易促进自身发展，而是通过与有需求的消费群体进行合理协商，进行时间与金钱的合理交换。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为“黄牛党”去污名化的作用。

新时代下奶茶等网红化产品的深入人心也为新型“黄牛党”创造了新的生存线。网红店的迅速发展催生了“黄牛党代排、跑腿”服务。这类“黄牛党”已跳出贩票、倒票的行为框架，摒弃了线下蹲点的传统行为，转为在线上社交媒体圈、新媒体平台等进行交易。新型“黄牛党”洞察了网红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即慕名而来的消费者主要是为了尝新，而与之矛盾的是其吝啬于时间上的花费。因此，新型“黄牛党”与时俱进，开始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行为进行考量，用自己的时间与消费者的金钱进行交换，合理协商，互取所需，从而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方向引导和合理的社会管控，矫正“黄牛党”对社会资源供需平衡的破坏性和垄断性，强化新型“黄牛党”对社会宏观经济的福利作用与对社会大众生活需求的满足作用。

新时代下，“黄牛党”与社会大众的博弈仍然激烈。从传统票贩子发展到新型“黄牛党”，一方面暴露出新的倒票谋利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萌发出新的正面性社会功能影响。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社会大众必须进行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上的适当扭转，社会监管层必须对新媒体下的“黄牛党”市场进行大面积的清扫，以此来还原社会资源消费市场的常态化、合理化与公平化。